特区政府不知不觉背后 香港“政治人才”告急


经过四个月的持续延烧,香港的“高烧”仍未见到明显退却的迹象,民警冲突仍不间断在发生,用“剑拔弩张”来形容也毫不过分。香港的“病症”究竟要怎么治?这个看似不难回答的问题,却始终不见“疗效”。多维新闻日前在香港专访了香港政治人物黄梓谦。黄梓谦曾担任倡议型政治智库民主思路前联席召集人,并在2016年参选立法会港岛区直选,现在亦是特区政府儿童事务委员会非官方委员、平等机会委员会委员。本次访谈分为三个部分推出,此为访谈第一部分。【非黑即白裹挟香港 北京“朋友圈”为何一再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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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也曾经参与立法会选举,结合自身经历,你怎理理解当下香港面临的问题与危机?

黄梓谦:我先说一下自身的从政经历。我在80年代初的香港基层公共屋邨长大,从前居住在新界屯门友爱邨大概20到30平左右的空间。小时候会认为香港是一个有向上流动力的社会,所以从小就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只要努力读书,将来总有机会向上流动。虽然中小学成绩平平,但凭着高中最后一年勤奋读书,最后考上香港大学文学院,父母和老师都感到意外。正因为考上大学,我充满感恩的心,决定毕业后要回馈社会。后来参政固然以实现民主,守护法治为目标,但我知道能够将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转化为良好管治的条件,切切实实改善人民生活才是从政者的最大使命。所以,香港要进步,从政者绝对不能逃避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比如房屋、医疗、社会福利、退休保障、教育、就业等。

我在33岁时参加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可算是我的从政起点。对我来说,在没有大型政党支持下参加一人一票直选是最有效的政治教育,让我从参与政治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对“民意”这两个字有深刻理解。参选期间,每天在社区接触群众,脑海不停浮现一个问题:到底每一天香港民众在想什么,他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

多维:你大学毕业后一段时间曾在内地工作过,这段经历对于你认识今天的香港问题,尤其是陆港关系有什么影响?

黄梓谦:对,十年前的香港,的确较少大学毕业生会因为工作在全国到处跑。当年我在一家香港上市化工企业工作七年,由管理见习生开始,一直做到全国工程涂料的销售副总监,负责全国业务。当时的工作是把建筑涂料卖给国内不同的发展商,包括政府和地产商。我亦曾参与一些政府里面比较大的保障房项目。回头看,选择在内地卖涂料,一共跑了几百个县是挺不可思议的。还记得跑到四川省里面一些农村,亲眼看到一个保障房到底是什么样的,而我就是供应这些原材料去建保障房的单位。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也曾跑到灾区也去看这些房子怎么重建出来。当然比较大的项目,比如恒大、万科、保利这么大的房地产集团,我们都有合作,也曾参与一些顶尖的项目。

当时在内地工作,既见到极端贫穷,又见到资产泡沫,贫富差距严重。我觉得每到一个地方都不一定要认同那个地方,但至起码要客观认识那个地方,明白它的前世今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了解群众生活的状态。当地人对当地生活的看法跟我们作为外人对他们生活的看法,总会有一点差距。

多维:但很多的香港年轻人可能一开始就将内地拒之门外,认为“我干嘛要去”、“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对内地的想象也很刻板。

黄梓谦:的确有些内地人不明白香港。我曾经在上海居住两年,上海的朋友跟我说,香港面对的问题上海都有,上海一套房都很贵,在上海生活的人也有很大压力。然后我就问他喜欢80年代的上海,还是现在的上海?他说肯定是现在,因为上海在过去几十年不停进步。然后他问我香港人的生活是进步还是退步?喜欢90年代的香港,还是现在的香港?我觉得不少香港人会较喜欢90年代经济腾飞,百业兴旺的香港。现在问深圳人,他会说看到深圳不停创新;问上海人,他会说看到上海迈向国际;问香港人,他会说看到香港衰落,逐渐走下坡。

再无法解决问题的话,就只能看着自己成长的地方,一天一天走下坡。作为80后,从小看到父母努力工作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的生活环境便会持续改善。但是,90后长大的年轻人看到的香港是个越来越差的香港。有一些90后问我:“为什么要对香港未来有希望,付出时间去解决香港问题?”或许,我体会到香港昔日的光辉,眼见现在东方之珠逐渐退色,实在不想坐以待毙。

多维:现在陷入到死循环中,也很难说具体是哪个人的问题。

黄梓谦:对。关键在于,到底香港政府是否明白社会在急速改变,我们正在用旧思维回应新形势。孙中山先生曾说人群分为三大类过一句话: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我觉得香港回归时,起点可能比新加坡还要好一点点,但是1999年之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尤其是亚洲金融风暴,吓怕了香港,慢慢地政府从以往的先知先觉变为后知后觉,近年更变得不知不觉,对深层次矛盾的成因毫无头绪,对未来的发展前路模糊不清。

所以说,修例风波持续到今,不是过去四个月的问题。这四个月一次过把香港回归22年来积聚的全部问题都从台底下翻上台面,全都抛出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逃犯条例》争议,问题还一直积压着,总有一天会爆发,再爆发的时候可能更厉害。这个避免不了,因为背后是深层次矛盾。

多维:谈到深层次矛盾,你怎么解剖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黄梓谦:深层次矛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都有,是扣在一起的。但核心问题是,目前香港的政府权力结构,以及政治安排,基本上跟回归之前的分别不大,包括殖民地时代建立的公务员系统,政府对于企业家、商界和专业人士的过渡依赖,还有香港的高地价房屋政策等,基本都是延续港英时代原来的一套,在吃老本。

具体的政治上,关键就是“一国两制”。有人单看一国,有人单看两制,真正能辩证理解“一国两制”精神和含义的人并不多。回归至今,能动员港人出来抗争的议题,都离不开“一国两制”。2003年的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2005年之后的政改争议,2012年的国民教育以及后来的占中,还有今天的《逃犯条例》,都跟“一国两制”相关。当然,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一国两制”这样的特殊政治安排,有矛盾也很自然和正常。

其实,我一直也不觉得年青人本身是问题,问题是政府没有解决年青人所面对的问题。香港已病入膏肓,有些问题已经人所共知,不用再反复研究和讨论。例如处理土地和房屋供应不足,我的态度十分清晰,只要有地就要用,有地就要建房,打破官僚程序,快速增加供应。归根到底,政府的存在就是要为群众解决问题。以前有人说过,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际上如果没有打破和改变现有的政治和利益分配安排,香港的命运继续掌握在少数既得利益者手中。到底,政府可以怎样发展经济?怎样改善民生?

多维:但这个问题反过来也可以问,如果改变政治安排,这些经济的问题真的就可以解决掉吗?

黄梓谦:不一定。修例风波发展到今天,竟然没有一个人要问责,市民觉得不问责是有问题的。试想想,如果特首真是由群众选举出来,他的心态、想法、态度、从政技巧全部都会变。

多维:真的会转变吗,还只是为了拉拢民意和选票罢了。毕竟执政惯性在,头脑的东西是很难轻易改变的。比如从港英时期开始,香港的公务员就只是很好的执行者,等到回归之后“当家做主”了,一直缺乏战略思维。

黄梓谦:没错,我们也看到了世界范围内很多民主不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从来没有说民主就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安排。但具体到香港,可以确定的是,维持现状绝对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从全世界来看,要么就是有制度方面的优势,比如英美国家,如果一把手做的不好,民众有机会把领袖换掉,民众对政治领袖无信心,但对制度有信心;要么就是如同中国和新加坡一样,用实实在在的政绩来说话,用管治效能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可是香港呢?制度优势不明显,管治成绩不达标。

多维:香港还是有制度优势的,毕竟在“一国两制”下,相较于内地很多城市,这个“优势”很明显。

黄梓谦:在法律层面可能有优势,但政治安排不行,所以要改变。这里面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制度是由人来运作的,改革也是由人来推动的,我不担心我们想不到一个更好的系统,我担心的是香港没有足够的管治人才。人是需要培养的,香港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完善的政治人才培养平台,也没有内地的政治人才培养梯队和长远规划的概念。管治需要学问、前瞻性的眼光、实战经验等。这是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我想国家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与政治人才的培养机制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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