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结构重组 香港重生之道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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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当地时间10月16日将宣读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由于报告是在反修例运动的背景下出台,各界自然对政府究竟有何妙法引领香港重新出发有所期盼。港媒“香港01”一直认为,香港近年频频发生的政治冲突只是表象,真正根源是深层次结构矛盾未获正视,尤其是在既得利益势力劫持下,香港社会深受桎梏,欠缺活力。倘若政府能够痛定思痛,彻底检视过往施政不足,并在《施政报告》中作出重大改革,那将是香港之福。

当地时间10月13日,香港激进示威者打砸一辆大巴。(HK01)

令人忧虑的是,政府似乎仍未充分认识到,单单“小修小补”而没有结构性改革,根本不足以协助香港走出困局。林郑月娥早前为《施政报告》“放风”时,表明将会“派钱”纾解民困,包括出资105亿元(1港元约合0.1275美元)帮助旧楼业主维修楼宇、电梯和加强消防设备。这种做法只是小恩小惠,根本不是对症下药,甚至会麻痹市民,令他们以为几个铜板便可以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有地产商决定捐地建屋,博得不少掌声,但实际上只是企图以极小代价,换取既有利益得以维持,这对治疗香港的痼疾没有太大作用。

我们认为衡量从政者成败的标准只有一个——能否照顾社会整体利益。一旦既得利益结构严重异化,以至妨碍大众福祉,管治精英必须展现应有的政治魄力,革除官僚怠政、思维僵化等弊端,建立全新的经济结构和分配制度,化解深层次结构矛盾,达致全民共享。若非如此,民怨将无法有效疏导,而这个我们称为“家”的城市,势必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另一次政治冲突。这难道是我们所乐见的吗?

自由放任迷思遗祸 社会丧失更新能力

香港的问题不易解决,一些学者和政客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建议中央尽快重启政改,寄望“双普选”可以解决香港管治困局。政治体制滞后确是引发冲突的原因之一,但如果过度纠结于政治,恐怕失之片面。事实上,台湾“太阳花”运动、法国“黄背心”运动等例子都证明,即使最高领导人通过选举提升管治认受性,但并不保证经济、民生问题可以妥善解决。因此,普选虽然有其重要价值,但其效用实在不宜夸大。

“香港01”不厌其烦地强调,回归以来的连场冲突,元凶是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社会资源一面倒向商界、特别是向金融产业与地产发展商倾斜。而经济结构失衡,又可归咎于港府死抱“自由放任”思维,在经济事务上迷信“大市场、小政府”和“积极不干预”等教条,对自由经济存在的弊端熟视无睹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香港经济结构高度单一,金融与地产垄断,致使创新科技、艺术创作等产业的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许多年轻人郁郁不得志,变相令社会失去活力和更新能力。一个令人慨叹的事实是,截至10月10日,在2,379名被捕示威者当中,18岁以下有750人,占总人数逾三成。更令人扼腕的是,很难想象在香港这个人均收入比英、法、德还要高的地区,竟然有大批年轻人绝望到主张“揽炒”,不惜毁掉香港。

有自省能力的政治人物应该问:为什么在这个物质富裕的社会,居然有这么多人沦为“非持份者”?如果从过往两年林郑月娥,或者说回归二十二年来历任特首的表现来看,他们显然对香港的困局茫然不知,遑论提出解决办法。

改变始于思维创新 推动改革此当其时

今次反修例运动令香港折腾了四个多月,时间不短,伤害极大,后患更难以估计,香港实在不能再蹉跎下去了。改变始于认识,社会必须全面、深刻检视长久以来对本地政经结构的错误认知,而手握权力的领袖更责无旁贷,必须负起领导责任,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把市民从严重异化的既得利益结构手中解放出来,让“非持份者”变成“持份者”,重新建立市民对未来的期望,真正做到全民均沾。

若要打破旧有的既得利益结构,继而建立全新的既得利益结构,关键在于思维创新,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创新及执行力。例如在“分配结构”方面,政府不应再于土地住屋议题上卸责,而是通过《收回土地条例》,大规模从地产商等新界土地业主手上收回闲置农地,兴建优质而可负担的公屋。在这个基础上,当局还可多管齐下,包括实施租金管制、空置税,甚至回购港铁,以及推动“两元搭地铁”等措施,彻底扭转不平衡分配结构。一旦政府落实上述举措,便可大幅减少市民的住屋和交通成本,从而提升生活品质。

只要做好社会资源供给,“二次分配”到位,便可为社会创造更多可能性,包括让年轻人更易创业,或者运用储蓄从事其他感兴趣的活动,人人各得其所,社会才会蓬勃起来。当年轻人获得大展拳脚的机会和舞台,他们对香港的归属感自然增加,“揽炒”风气也就失去滋长空间。

与此同时,港府必须对过度单一的“产业结构”作出改革。“香港01”早前引述政府统计处数据,指出金融及保险、地产相关行业合共占GDP近四成,反观零售、餐饮、住宿服务业仅占3.2%、2.2%和1.1%。在这种产业格局下,金融地产无论创造多少财富,盛产多少超级富豪,实际上都与普通市民毫无关系。

我们支持港府强化传统优势产业,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借以创造更多高收入职位。同时,我们呼吁当局展现魄力,推动产业多元化,为有志于从事金融地产以外行业的市民提供更多出路,令他们对未来重拾信心。例如政府应在香港拥有优秀研发能力的基础上,将科技的研发与科技的应用衔接起来,结合大湾区北部的高效制造业,将香港人的研究成果产业化,情况就像苹果手机在美国设计,但在中国生产一样。此外,当局亦可在满足本地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扩展被视为香港“品牌”的教育与医疗产业,这既可增强香港软实力,又可为从业员和库房带来可观收益,何乐而不为?

效法麦理浩破羁绊 做个真正的管治者

上述建议绝非理想主义的想象,而是香港切实可行的革新方向。然而,如果欠缺冲破重重既得利益藩篱的魄力和领导力,改革势必难以完成。就以香港的竞争对手新加坡为例,当地虽然私楼楼价高企,但由于绝大多数市民入住廉价房屋,因此“分配结构”的问题并不严峻;同样地,该国自立国以来,一直配合国际形势,因时制宜地制订产业政策,因此能够维持强大国际竞争力。

撇除新加坡的例子,香港本身亦不乏先例——“六七暴动”后的港督麦理浩便是一位值得赞扬的政治家。他在面对房屋、教育、贪污等深层次结构矛盾时没有因循守旧,反而积极推动改革,包括开发新市镇、推动十年建屋计划、实施九年免费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等,令香港社会朝气勃勃。珠玉在前,现在的香港领导人何不见贤思齐?何必妄自菲薄?

香港迟迟无法摆脱被扭曲的既得利益结构,归根结柢,在于管治精英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领导者和创新驱动力,不明白理应肩负引领社会前进的重任。由于在认识上出了严重偏差,政府官员总是对深层次结构矛盾茫然失措,任由既得利益群体予取予求,过程中牺牲了基层市民的福祉,为社会冲突不断积累怨恨和焦虑。

今次反修例风暴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政府首先必须痛切反省,再以无比魄力撼动深层次结构矛盾,建立一个全新的、足以容纳更多人的新型利益结构,让施政合乎公平正义原则。不然,香港只会在原有的结构中继续空转,无法重拾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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