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香港发展模式 如何凝聚公平正义新共识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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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风波中的“五大诉求”,最后一项是争取“真双普选”,不少人以为,只要有民主选举,香港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如果出来选的仍然是桌面上那些政治人物,社会亦仍然维持所谓“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单靠双普选真的可以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吗?港媒“香港01”认为,近年,面对贫富悬殊加剧、公共服务与基建私有化令生活成本大增等问题,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已开始检讨旧有共识;而同样深受其害的香港市民,也是时候深刻反思,当我们在叫喊口号、追求民主的同时,是否需要凝聚一个在民生上更符合“公平正义”的新共识?

试想,假如“五大诉求”中的“真双普选”获特区政府接纳,香港人最快可于2022年3月以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而且不受提名委员会所限——到时会有什么候选人呢?是否仍是大众熟悉的面孔——新民党叶刘淑仪(72岁),公民党杨岳桥(41岁),民建联李慧琼(48岁),工联会麦美娟(51岁),经民联梁美芬(61岁),民主党胡志伟(60岁)?一些相对小众的政党如工党,或独立人士如朱凯迪,又有机会出选吗?这些想象的前设是,届时陆港问题不再是政治争拗的中心,香港政治光谱也没有什么大变,而泛民和建制仍壁垒分明,但比现在有更多合作空间。届时,香港人有什么选择呢?这些又是否真正的选择?可以带来什么改变?

10月13日,大围,中国工商银行遭示威者纵火。(HK01)

想着想着,我们就不难发现,就算有了民主普选,但基于香港独特的政治面貌,诸多深层次结构矛盾也未必能够迎刃而解。首先,参照欧美民主选举,政党通常在政治经济理念上,有明显分野;但在香港,除了工党和自由党之外,大部分政党的政治经济理念相当模糊,即使是两大阵营的龙头大党民建联与民主党,也不时在民生政策上左摇右摆。再者,主导香港议程的从来不是左右之争,而是脱离政治经济学、脱离意识形态,只是狭义地讲“民主VS专制”。另外,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行政长官不能是任何政党的成员,政府官员也必须保持政治中立。受上述条件约束,无论由哪个政治人物当选特首,港府施政可能也无法摆脱英殖的传统,继续沿用一种看似实用的方式处理社会问题——“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事实上,这种做法并非超越了而是回避了意识形态矛盾,不敢也无法提出有远见的结构性改革,谈不上什么政治理想,社会资源继续向商界倾斜,结构性问题愈演愈烈——当矛盾爆发了、危机出现了,港府的反应都是小修小补,或者叫市民“同舟共济、共渡时艰”——届时的香港,真的会比现在要好?

香港要争取民主普选,就要讲清楚民主和民生关系,即要进入意识形态的讨论而非二元对立的争论。观乎逾近两年来的《施政报告》,特区政府总在价值层面上强调“同行、务实、发展经济”,而在政经结构上,由殖民地确立的“积极不干预”,到前特首梁振英提出的“适度有为(appropriately proactive)”,也总离不开“自由放任”、“小政府、大市场”等大原则。然而,不少人都曾经质疑这种所谓的“积极不干预”其实是“选择性干预”,因为香港政府在实际政策层面上一直有介入市场,甚至偏袒如地产及金融等行业的利益,形成主宰香港发展的既得利益结构;而当这个既得利益结构所造成的问题恶化时,社会就会出现相对的反对声音,质疑政府与商界勾结,例如2008年的“地产霸权”,以至近年的“官商乡黑”。因此,只有改变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才有机会化解积压已久的深层次矛盾。而在改变之前,我们首先要认清香港有什么结构性问题?应该提出什么结构性改革?要怎样才能让社会就有关问题凝聚共识,而不至让民主沦为“选举日民主”,令“公平正义”的香港遥不可及?

每当有人指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经常会引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或者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的确,香港近几年都长踞两个排名的榜首(表一),是“最自由经济体”,香港政府和民间都引以为傲。但我们是否要照单全收这个“好消息”呢?

剖开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的计算方式,他们所指的经济自由四大支柱分别是法治、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开放市场,惟内里每一项数据其实都有斟酌空间。以政府规模为例,当中包括税收负担、政府开支和财政健康,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逻辑是“政府占去个人的收入和财富愈多,个人经济活动所得及从事工作的动机就愈低”,但他们并不是全然反对所有政府开支,反而会支持政府投资基建、研究和改善人力资源(即教育、职业培训等),但又认为“所有政府开支,最终一定依赖高税收及意味着带来机会成本。该机会成本应是成为消费和投资的价值——如果资源被留在私人市场。”至于监管效率,则包括商业自由、劳工自由和货币自由,当中最具争议的应该就是劳工自由,因为报告直言“任何自由的经济市场的核心原则都是自愿交易。这个原则在劳动力市场也是如此,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国家在劳工市场的干预和其在其他市场的干预产生同样的问题。政府的劳工规例有多种形式,包括最低工资和其他工资控制,工时和工作环境上的限制,雇用和解雇的限制,和其他约束。”

我们不妨再看菲沙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他们量度的五个大范畴是政府规模、法律制度和财产权、强健货币、国际贸易的自由、相关规条。不难发现,两个排名的量度方式很类近,难怪他们的排名的头十名有八个国家或地区是重叠的。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这些看似中立科学的测量方法,就不得不对这些方法背后的假设提出质疑——这无疑是一套相当右倾的政治经济逻辑,尽量维持“小政府、大市场”,将税收和政府施加的限制减到最少,让资本可以毫无障碍地累积和再累积;然而,它从根本上忽略了劳资双方本来是处于一个极不平等的状态。因此,我们仍然应该一面倒地支持政府在有关领域上避免管制吗?

可惜,香港长久以来对“积极不干预”奉如圭臬,对获评为“最自由经济体”沾沾自喜,但对结构性矛盾视而不见。然而,形容香港一直奉行“积极不干预主义”可能只说对了一部份。香港已故经济学家曾澍基在1992年2月24日在《迟来的讣闻 ——“积极不干预主义”已死》一文,批评“积极不干预”是个迷思,以回应当时刚上任的财政司麦高乐表示“(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有用性已于年前耗尽”的说法。

综论英殖时期的几位财政司——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郭伯伟宣称香港是“自由放任”、“非凯恩斯的经济”,但当香港爆发银行危机,他便断然停止发出新银行牌照;七十年代的夏鼎基配合港督麦理浩的“十年计划”大谈“积极不干预主义”,然而免费教育、公营房屋是否代表私营市场不能处理香港的问题?八十年代的彭励治透过确立联系汇率挽救港元危机,继任的翟克诚在任内见证了证监会的成立以应对八七股灾;到了九十年代,麦高乐就有了“积极不干预过时”一说——曾澍基即反驳指“(一)严谨的‘积极不干预主义’从未出生;(二)松散的‘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死亡日子,大概在七十年代中期。殖民地官僚根本不是‘哲人王’,‘自由经济’论者的浪漫情怀看来只属一厢情愿,港府的实用主义起码是历史的产物”,而实用主义“亦往往无助于解决长期的、结构性的困难(例如产业的科技升级及人口老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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