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化解修例风波 北京必须理解香港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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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修例风波持续发酵5个月的背景下,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十九届四中全会。尽管这场刚落幕不久的会议主旨是聚焦于六年前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命题,但也将香港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不仅将“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归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之一,而且把“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为其中一个章节,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政策宣示和改进完善的要求。

10月28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一国两制”作为重点内容,对香港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新华社)

之所以说非常有针对性,是因为四中决定关于香港“一国两制”部分紧紧围绕了北京的关切,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因应香港回归22年以来尤其是修例风波折射出的管治问题,将重心落在了强化“一国”和北京的全面管治权上。具体来说,四中决定关于香港“一国两制”部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需要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不论是篇幅还是内容,侧重点都是围绕强化“一国”,尤其是明确提出要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此处不再沿用“爱国爱港”,而是改用“爱国者”,其实是将“一国”置于更突出的位置,把作为“两制”的“爱港”融入更具“一国”意义的“爱国者”之内。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制度建设和举措上,决定同样突出了“一国”和北京的全面管治权,明确提出要“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要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特首对中央负责的制度、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对公职人员、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关于四中决定的辅导阅读文章《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同样是以强化“一国”的逻辑解释,表达了北京的关切。

香港修例风波暴露了过去多年北京治港政策的一些疏漏,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香港“一国两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和完善的要求。(AFP)

坦率说,四中决定突出中央政府的关切,是无可厚非的正常现象。毕竟,四中决定是从整个国家的高度和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且从香港修例风波折射出的问题来看,北京的关切也确实有据可循。

过去5个月愈演愈烈的香港局势,将过去多年存在的治港疏漏和深层问题都暴露无遗,包括:香港社会普遍只谈“两制”不谈“一国”甚至忽略“一国”,片面强调“两制”的区隔和差异,抗拒所有陆港方面的融合,少数激进示威者屡屡冲击“一国”底线;许多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国族认同缺失,激进本土意识和分离主义在年轻世代里面蔓延,青年学生成为抗议和暴力冲突的主力;《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这一具有宪制责任的工作迟迟未能落实,导致香港存在国家安全赤字,港独和外部势力在修例风波过程中推波助澜;香港在治理结构和理念上没有及时进行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转型正义过程,使得香港在回归后几乎完整保留了殖民地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其中尤其是畸形的官商共治结构,加剧了香港自港英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源于香港回归初期北京的消极“一国两制”政策,如今北京通过四中决定系统性反思和调整了治港政策,推动“一国两制”从消极阶段走向积极阶段。这对于“一国两制”实践面临前所未有困境的香港来说,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

但与此同时,在突出国家关切的基础上,对香港具有全面管治权和治理好香港义务的北京,还应该去了解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兼顾和理解港人的普遍关切。要认识到,香港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区,它不是普通的内地一线城市。纵使是内地城市,不论是北京的一贯政策还是四中决定,都反复强调“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同时主张“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显示对于地方特殊性的尊重,展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治理逻辑,何况远比任何内地城市都特殊、“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更要懂得因地制宜,避免在单一维度的无限强化。

与内地不同,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历史里,香港形成了一套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这套体系已经深入每个港人的日常生活,型塑了他们的认知和价值观,令他们形成比较特殊的集体心理意识,对于内地的威权主义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疑虑。尤其是当威权主义随着内地不断崛起而在影响力上形成外溢效应,更是在挑战香港社会一直以来的认知的同时,令他们产生威权扩张的焦虑。实事求是地讲,不论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或地区还是西方,都有这种不适应的情绪,香港由于身处内地威权主义所辐射的前沿位置,难免更加焦虑。对这些变化,北京应耐心做好解释沟通工作,考虑到这个变化可能在外界心理乃至地缘层面产生的影响,政策的制定执行除了自身治理的需要,还应该考虑到其外溢效应,以减缓国家崛起面临的阻力,也减少因此而在香港形成的震荡冲击。

眼下仍在持续的香港修例风波,反映了许多港人对于中国内地的疑虑,害怕陆港融合。这种认知尽管有意识形态色彩,不够理性,但的确是香港的实情。(Reuters)

如今港人中大多是内地移民的后代,他们父辈在内地战乱、反右、大饥荒和文革等灾难时期逃到香港,本来就对内地存有负面认知,“恐共”心态极为普遍,加上受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更容易杯弓蛇影。1989年六四事件更进一步加深了两地的隔阂。在香港经济发展水准绝对领先于内地的过去,港人在恐惧之余,尚能借着优越感来寻求慰藉,或者帮助一下内地的穷亲戚。但当内地经济起飞后,香港优势不断降低,害怕、恐惧而又焦虑的心态占据上风。某种程度上讲,修例风波虽然是各种长期积累、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必须承认,港人对内地司法体系乃至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不认可,也是导致他们反对修例和害怕陆港两地走近、抗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原因。尽管港人这种心理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甚至在内地人看来很不可思议,但这就是香港最大客观现实,忽视这一现实,任何治港政策都不可能顺利实施。

当年北京之所以创造性运用“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回归问题,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邓小平当年会见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时就说过,处理香港问题“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这番话道出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因。如今,香港已经回归,不必再考虑英国关切,至多兼顾国际社会的关切,但不能不考虑和理解港人的普遍关切。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北京在修例风波爆发以来的确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性。面对这场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的最严峻危机,纵使局势一再恶化,冲突几乎无日无之,违法暴力发酵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已经出现无差别攻击、蓄意伤害和无辜平民死亡,连中央政府驻港机构都被冲击,香港一些亲建制派人士和内地网络群情激愤,甚至纷纷期待中央政府介入,北京还能保持理性和克制,坚守“一国两制”的刚性约束,反复主张香港自己解决问题,就足以说明北京兼顾和理解香港社会的关切。但与此同时,北京也必须看到,在过去的治港工作中,因为单方面注重国家关切而忽视甚至回避了香港社会实际与香港社会的普遍关切,也使得很多工作有点一厢情愿,无法在香港社会得到普遍认同,在一些重大事情上甚至还激起了香港社会的对立情绪,这次香港修例风波以及区议会选举结果,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反映。可以肯定的是,以后的治港工作如果继续存在脱离香港实际的情况,不重视香港社会的普遍关切,就算是这次风波平息,以后还会有类似冲突发生。

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已经结束,建制派大败,这折射出半数以上港人对于港府乃至北京的情绪性怨言。(新华社)

这次香港风波后果非常严重,是在伤害城市的未来,当前香港最紧迫的任务也绝对应该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但相比于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香港之于国家长远发展、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香港“一国两制”对于台湾的示范效应来说,眼下的风波都是次要矛盾。港独尽管具有危害性和煽动性,但在香港其实非常缺乏基础,毫无可能,绝大多数港人还是支持和认可“一国两制”,只不过在认知上存在偏差。香港更是中国的香港,港人是内地人的同胞,尽管香港和内地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成见,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慢慢消融,求同存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更好化解修例风波,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国家发展大局,北京在处理香港问题时,的确要像四中决定那样总结过去多年的经验,查缺补漏,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让香港“一国两制”进入积极阶段,但也应该以适当方式,理解和回应香港社会的普遍关切,正视港人的疑虑,掌握港人心理和社会脉搏的变化,懂得春风化雨和循序渐进的智慧,注意方法和出台政策的科学性,给香港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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