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香港变不成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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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即将到来的澳门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北京方面早前举行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座谈会”。

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与中国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发言时,赞扬了澳门在“一国两制”以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方面的成功,与此同时,也“提点”了香港。

香港、澳门这两座城市并不一样,与其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其实不妨可以专注于管理好它们之间的差别。(AFP)

无疑,随着香港社会多年积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在近期集中爆发,“一国两制”的实践亦自然会受到牵连和质疑。

而澳门在处理“一国两制”上的表现卓越,主要是指其在履行“一国”宪制责任上的成绩,特别是立法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这一点,确实使香港相形见绌。

然而,港澳两地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香港要妥善落实基本法的要求,目前来看,的确存在着不少挑战,并非简单套用澳门经验就可克服。

港澳两地回归,香港在先、澳门在后。

澳门基本法,很大程度上是参照香港版本而制定的。所以,在比较港澳两地实践“一国两制”的成效时,无可避免地就要由两地如何落实为出发点。

“一国两制”中,“一国”是根,“两制”是枝。维护“一国”,必然是落实“两制”的先决条件——这也是正确理解为何北京方面同时强调“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基础。

澳门在认识“两制”对“一国”的从属关系,履行“一国”原则下特别行政区所须履行的宪制责任方面,的确做得非常充足。

澳门除了在2009年按基本法第23条之规定,订立自身版本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外,又积极在本地大、中、小学各阶段的课程中,加入基本法教育,主权回归二十年来,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香港这样,由与内地矛盾引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

因此,北京方面明示,香港要以澳门为师,也就不难理解。

香港回归后,曾试图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但在一片反对声中失败,自此,“23条立法”如同香港的政治敏感词,历届香港政府都没有政治能量来重启这一立法工作,中央也只能持续以相对宽松的态度应对。

这无疑使“河水不犯井水”的误解想法,在香港社会得到持续巩固,香港官员在梳理“一国”与“两制”关系时,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两制”与“一国”渐起的矛盾更视而不见。

结果就是,香港的“两制”渐渐变成了“一国”的对立面。

可以说,“一国两制”在香港遭遇抵制,香港社会本身固然责无旁贷,但北京方面过去曾长期用“放任”和“区隔”的思维处理,可能也是肇因之一。

不仅如此,澳门在各种意义上,其实都与香港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别是在政治文化上。

也因此,澳门的成功经验,未必能直接挪用至香港。

以政治气氛而言,澳门在1966年著名的“一二三事件”后,政治左派其实就已掌握了澳门实权;反之,上世纪的香港六七暴动中,左派力量最终彻底失利,港英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推动了强有力的社会改革,又为香港社会的政治运作增加了大量民主元素。

殖民经验的不同,也使两地对于“一国”理解和适应程度上,有显著差距。

甚至,再以社会经济而言,澳门与香港也可谓是天差地别。从经济角度而言,澳门地少,经济活动依赖内地,且产业极度单一,而仅论该城市的赌博业,开放赌权后,赌场贵宾厅的主要客源又都是来自内地。

相较之下,香港号称“国际都会”,虽然经济活动也与内地息息相关,但对外经贸的活力,与澳门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上述种种差异,都注定使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上的成功经验,无法简单移植到香港。

不可否认,港人的确珍惜“一国两制”,北京方面也已表明,这将是一项长期国策,使“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至远,一定最符合北京与香港双方各自的利益。甚至可以说,能否成功落实“一国两制”,让港人和北京都从中满意,正是检验这项制度创举是否成功的指标。

此外,北京也希望“一国两制”将来能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那么,香港的经验,就无疑比澳门更为重要。

因此,要克服“一国两制”在香港遭受的严峻考验,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而是“如何能”。

这值得所有关心香港事务的各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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