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突然换人 老将出山折射北京治港思路的微妙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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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月4日北京突然宣布中国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骆惠宁执掌香港中联办以来,相关讨论就一直热度不减。而骆惠宁履新后的首次见传媒,同样引发了不少关注。究其原因,除了因为骆惠宁新官上任必然予人新鲜感之外,更重要原因是他的履新有诸多不同寻常之处,折射出北京治港思路的某种微妙转变。

不同寻常的临危受命

分析眼下香港的局势和骆惠宁的仕途履历后,可用三个词来形容骆惠宁执掌香港中联办,即“非常时期,非常之人,非常任命”。“非常时期”是指当前香港局势,过去半年多以来,因为港府启动修例《逃犯条例》,触发了香港回归中国22年以来最严峻的管治危机和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社会动荡,经济出现技术性衰退,社会局势紧张对立,“一国两制”实践面临空前挑战。最近一段时间,香港局势虽然相较于区议会选举之前暴力频发、动辄爆发大型冲突的情况,总体上已有明显缓和、退潮迹象,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香港并未真正告别政治危机,小规模的冲突依然存在,更多的抗议开始转向构建只会加剧社会撕裂的“黄色经济圈”。

“非常之人”是指骆惠宁不同于以往的中联办主任。他并非港澳系统或外交系统出身。自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在骆惠宁之前历经了姜恩柱、高祀仁、彭清华、张晓明和王志民等五位中联办主任。

其中,首任中联办主任姜恩柱于2000年履新,他之前曾担任中联办前身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早年出身于外交系统,官至外交部副部长和驻英大使,深度参与过香港主权移交事务。第二任中联办主任高祀仁早年是地方官员出身,在与香港联系紧密的广东工作近31年,官至广东省委副书记,2000年赴香港任中联办副主任,2002年转正。第三任中联办主任彭清华系中组部出身,曾任中共元老宋平秘书,2003年调任香港中联办副主任,经历近6年的锻炼后,2009年转正。第四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早年在港澳办工作,曾在廖晖执掌港澳办时担任后者的秘书,一步步升至港澳办副主任,2012年出任中联办主任。第五任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同时兼具港澳经验和地方经验,早年在福建工作,1992年调至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积累了8年经验后又回到福建工作,2006年再次调往香港中联办工作,官至副主任,之后又担任港澳办副主任、澳门中联办主任,直到2017年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上述五位中联办前主任,或出身于与香港事务存在密切关联的外交系统,或有过港澳办、中联办的任职历练,唯独今次新获任命的骆惠宁,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与香港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翻阅公开报道,只能查到2018年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骆惠宁率团到港招商。

骆惠宁是封疆大吏出身,政治资历深,早年在安徽省经贸委工作,熟悉经济,历经省外经贸厅副厅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巢湖地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等多个不同岗位的磨练,经验丰富,熟悉体制的横纵运作,一步步晋升为副部级的省委常委,后来又以省委书记的身份主政青海、山西,是典型的封疆大吏和政治干部。如今,他以封疆大吏之地位执掌香港中联办,这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未曾有过的情况。

在香港修例风波持续半年多之际,北京任命非港澳系统出身的封疆大吏骆惠宁执掌香港中联办,折射出治港思路的某种微妙转变。(VCG)

尤其要注意的是,2016年他调任山西省委书记时,正值山西塌方式腐败后的官场生态重塑阶段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他在如此关键时刻主政山西,充分体现北京的信任。主政山西期间,骆惠宁领衔的山西省委提出“一个指引、两手硬”。“一个指引”是在施政理念上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引”。“两手硬”分别是:“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构建良好政治生态”;“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多策破解经济下行压力,着力推动经济稳步向好”。经过三年多的努力,骆惠宁既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政治生态,推进了吏政改革,基本让山西官场恢复平静,又针对山西“一煤独大”的经济困境,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尝试摆脱对日渐枯竭的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发展新兴产业。2019年11月30日他卸任山西省委书记时,新任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评价骆惠宁,“正值山西政治生态在治乱中奋力治本、经济发展在下行中奋力前行的关键时期”,“为山西改革发展稳定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骆惠宁在发表卸任感言时亦自我评价“到山西工作转眼已三年半,这段时期是山西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过去工作基础上,推动政治生态由‘乱’转‘治’、发展由‘疲’转‘兴’,山西内生动力、发展态势和整体形象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非常任命”是指1954年出生的骆惠宁已经年满65,到了中国官场正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他不久前卸任山西省委书记,正是因为年龄到线。2019年12月28日他调任中国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已经说明他退居二线。结果短短几天之内,他突然从全国人大转赴香港中联办,走上一线实职岗位,可谓超龄服役、老将重新出山。这也为他的中联办主任任期和未来仕途发展增添了更多想象。

北京治港新思路

香港修例风波警醒了北京,原来拥有国际化大都市、世界金融中心等美丽光环的香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香港社会普遍只强调“两制”,很少谈及“一国”,没有意识到“一国”与“两制”之间根本上是一体的,抗拒所有陆港方面的融合,许多港人尤其是年轻人,缺乏国族认同,离心化倾向凸显。香港不同政治力量和光谱之间撕裂严重,时常为了反对而反对,港府严重缺乏认受性。许多港人对内地司法体系乃至整个治理体系存在不信任情绪和严重疑虑。住房问题、贫富悬殊、阶层上升渠道堵塞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非但常年得不到解决,反而不断恶化,导致中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社会怨气持续积累。2019年10月28日中共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因应香港回归22年以来尤其是修例风波折射出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政策宣示和治港工作要求。而眼下香港正处于恢复理性、重回正轨、修复裂痕、积极作为的关键时期,亟需懂政治、深谙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特殊性、有担当有魄力的官员,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来解决问题。

2019年6月爆发的香港修例风波,给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和“一国两制”实践造成严峻挑战。(AP)

在这种情势下,北京打破治港官员的既往成例,破格擢用骆惠宁,至少包含三层用意。第一层是寄望骆惠宁能以纯粹的“局外人”身份,突破既有治港模式、思维定势、复杂利益关系的束缚,探索新的治港路径。骆惠宁非港澳系统或外交系统出身,或许会在技术层面对香港的熟悉和了解,逊于之前的中联办主任,但他身边有许多经验丰富、在香港事务上深耕多年的副手和下属能从旁协助。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过去几十年与港澳系统缺乏直接交集,与泛民、建制派等香港既有政治势力之间并不相熟,故有较大可能以“局外人”身份,审视各方势力,评估过去多年治港体制、模式和思维是否存在问题,从而给北京治港工作带来新的突破。

第二层是寄望骆惠宁以当年重建山西政治生态的魄力,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担负起更具政治挑战的改革重任。作为一位经历过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考验和一个中国北方资源大省经济转型考验的地方大员,骆惠宁被认为具有政治魄力和手腕。现如今,他刚刚赋闲全国人大仅仅一周就被北京调往面临严峻管治危机的香港,显然是希望他能采取断然措施,以扭转当前北京治港工作的困境。

第三层是从技术官僚治港到政治干部治港的转变。以往的中联办主任,不论是出身于港澳系统,还是曾在与香港事务存在密切关联的外交系统历练,都更加偏重技术官僚。技术官僚的优势是专业性强,深谙其所负责的具体事务,但他们有时容易被具体事务遮蔽,缺乏宏观视野。政治干部则不同,他们未必有技术官僚那么专业,但擅长从宏观、整体层面思考和处理问题。多维新闻在几年前“占中”爆发前谈到治港工作时就明确提出,因为“一国两制”和治港工作具有的高度政治敏感性,未来治港工作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要把“懂政治”的官员放到重要位置,以便从政治维度来处理具体治港问题,惟其如此,才能使“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今次临危受命的骆惠宁,曾担任青海、山西两个省的省委书记,是典型的政治干部,甚至在不少人看来,更接近中国语境下所说的政治家。让他来执掌香港中联办,说明北京治港从原来的技术官僚治港上升到政治干部治港维度。

不过,考虑到香港各种深层次矛盾积弊日深,有些问题是自港英殖民时代就已经存在,以及陆港两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分歧,中美以香港为“战场”的博弈又进一步加剧了香港问题复杂性,骆惠宁此番履新既是机遇,更是挑战。他能否推动香港社会重回正轨,修复裂痕,给北京治港工作带来积极改变,将特别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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