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制十年挑战 民主派的分裂与北京视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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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社交媒体曾兴起一股”十年挑战”(#10yearchallenge)热潮,人人热衷于贴出十年前与现在的对比照,不少品牌、明星及政治人物都跟风响应,回顾自己十年来的转变。十年过去,有人十年如一日,有人饱经风霜。到了2020年,如果再玩一次十年挑战,并将主角换成“香港政制”,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是欣慰,还是叹息?或是我们也会问上一句,这十年之间,香港政制,你究竟经历了什么?

本文为系列文章,分为上中下三篇,将陆续在多维新闻网推出,敬请关注。

提到香港政制的民主发展,不少人会联想到泛民主派的最大党—民主党。若将时光倒退回十年前,2010年香港发生的两起重大政治事件,恰巧都跟民主党有关联。应该说,哪起政治事件会与民主党无关呢?

第一件,便是由公民党及社会民主联机为争取香港“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而在2010年1月26日,号召五位地区直选立法会议员递交辞职信,希望藉由补选进行变相公投的“五区总辞”行动。但以补选代替公投的方式饱受各界争议,民主党主流亦明确反对总辞,对“五区公投”议案投下弃权票,而补选也在17.1%的超低投票率下,以失败告终。

第二件大事,便是2010年5月24日上午,时任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刘慧卿,以及立法会议员张文光三人踏入中联办,与中联办副主席李刚、法律部部长冯巍等人会面,商讨2012年政改方案,希望改良立法会选举办法,并为下一次政改走向“真普选”打下基础。

2010年,民主党踏入中联办与中央商讨政制改革进程。(周聪/多维新闻)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第二次解释《基本法》,确定香港政改”五步曲”,首部曲是必须经由行政长官向人大常委提出需要检讨政改方案,并获得人大常委认可,方能启动。

特区政府2007年发表《政制发展绿皮书》,就双普选模式、路线图及时间表等咨询市民;人大常委年底通过决定,香港将不会于2012年实行双普选,但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办法可被修改,特首可于2017年先由普选产生,其后全体立法会议员也可经由普选产生。

该决定引起泛民主派不满,此后多次发动游行争取2012年落实双普选。至2008年,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施政报告》,承诺将就2012年特首及立法会产生办法进行咨询。在2009年底,特区政府就此征询各界意见三个月,并于2010年4月中旬公布《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准备交由立法会通过,并游说民主派议员支持。

2010年,迈出政改的第一步

“十年前谈判的结果就在这里,原本只有60名议员,现在变成70名了,你看有多少人可以投票?300万人也可以投票,这是我们民主党提出来的。”采访甫开始,已于2016年卸下议员职位的刘慧卿便拿出一份文件兴高采烈地介绍着,告诉记者现在立法会的席次分布状况、哪几个议席是他们踏入中联办才争取而来的、这成果又是如何取之不易。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对2010年政改谈判取得的成果颇为自豪。(黄舒慧/香港01)

“很多人以为多出的这十席是中央提议的,他们弄错了,中央本来是不支持的,说我们违反《基本法》,最后关头(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才出来澄清有关说法。你要知道,中央很少自己改变态度,它改变后所有亲北京阵营都跟着改变了,他们很生气,觉得很丑。”

说到这段往事,刘慧卿语气中透露出藏不住的自豪。确实,若依时任特首曾荫权所提出的2012政改方案,立法会新增的五个功能组别议席,将全部由区议员互选产生;民主党则建议改由全港未属于其他功能界别的选民一人一票选出,也就是现在俗称的”超级区议员”,并额外增五个地区直选席次,即合共增加十个全民直选的立法会席次。

最初,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对此其实并不赞同,甚至直指民主党的方案是”三无”,无法律依据、无先例可循且无必要,但中央却在”五区公投”过后改变态度,同意于2012年增加十席立法会直选议席。为何中央会突然转向支持?有传闻认为是由于习近平即将接班,希望能与香港建立良好的互动,民主党元老张文光当时也分析,习近平可能获悉香港社会期望通过政改的主流声浪,不希望政改继续停滞不前,才与高层拍板定案,而特首曾荫权在中间的推波助澜,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不论事实为何,民主党与中央的谈判,都为香港的政制进程取得一定成绩,双方也都展现其弹性与空间。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荣耀及掌声,而是内外交迫的挞伐与质疑。

刘慧卿提及,时任特首曾荫权亟欲在任内让政改有所进展也是成功关键。(麦凯茵/香港01)

“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2012年香港政制要踏前一步、循序渐进,2017年、2020年才有得谈,重点是不能让中央有借口放弃双普选时间表,如果2012年什么都否决了,中央很大机会收回时间表。但民主派的盟友无法理解。”回想与中央的谈判,目前只是普通党员的何俊仁仍然认为民主党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他深信如果谈都不谈就否决2012年政改方案,中央将不会再给出香港政改的时间表。

然而,当时外界舆论显然不是如此解读,很多人对民主党踏入中联办的举动不能谅解,更对民主党未就2017年及2020年的双普选方案取得丝毫承诺、仅因区区十席立法会席次便轻易妥协而感到不满。一时间”民主党、卖香港”的呼声传遍大街小巷,时任立法会议员郑家富更因此退党,民主党也在随后的2012年立法会选举遭受重创,得票率由20.63%跌至13.65%,议席也由八席减少至六席;反对与中央谈判的公民党得票率却从13.66%上升到14.08%,席次也由五席增加至六席。民主党再不是泛民龙头,反而沦为出卖香港的”叛徒”。

“2012年的政改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重的是之后的时间表怎么跟中央谈,但后来发生了什么?激进民主派别不断攻击追打民主党,还派人在区议会选举狙击民主党,去分我们的票。”说到这儿,何俊仁略显气愤,他又强调,李刚与冯巍曾向他们允诺,2010年的谈判只是第一步,之后还会与民主党详谈双普选方案。但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内外交迫 泛民与中央”失联”

尽管已时隔十年,何俊仁跟刘慧卿仍认为,为了香港的政改前路,当时与中央的谈判是正确且必要的,双方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与成果。有了良好的开端,与中央建立顺畅的沟通管道,将来商讨如何立法双普选似乎也有谱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十年来双方不仅没有进一步加深沟通,反而在峰回路转中再次回到原点。

何俊仁强调,2010年与中联办谈判的重点在于为今后的双普选铺路。(麦凯茵/香港01)

“2010年我们的政改方案过了之后,中央没有再跟民主党沟通过,直到2014年人大831框架出来。我们以为过了(谈判)这个阶段后,不只是民主党,中央还会跟各方面沟通、看下一步要怎么走。结果完全没有,这是很差的。”刘慧卿忿忿不平的说着,她认为中央背弃了当年的承诺。

当问到刘慧卿为何2010年中央与民主党谈判过后,双方联系与沟通中断,中间是否发生了什么插曲及变故时,她迅速回道:”我怎么知道?共产党就是这样,利用完你就不要了。”但她接着补充,不是说民主党被利用了,而是民主党早已公开表态赞成沟通,中央官员若不主动,民主党怎么能够找中央谈?

在何俊仁跟刘慧卿看来,民主党并没有改变,沟通大门一直敞开,是中央变了,原因可能很多,但谁也说不清哪个是主因。或许中央也受到建制派与内部的压力;或许中央害怕民主派因此有了光环;也或许,在舆论狂潮的侵蚀及选举的压力下,民主党其实也变了。

在与北京、特区政府就政改达成妥协过后,民主党在泛民阵营受到始料未及的反扑,他们低估了妥协所带来的政治代价,也错估了进入中联办对支持者带来的巨大冲击。为了弥平民间的反弹声浪,民主党只能暂且放弃与中央继续沟通,回到”反对党”的定位。

对此,民主党元老张文光也另有解读。他提到,当时民间对于2012年政改有五个立法会席次是区议员互选有很大意见,很多人认同民主党的方案,认为要一人一票选出来才能接受。但大家嘴上这样说,却没人认为中央会接受提案,尤其是梁爱诗曾表示该方案违法违宪,没人相信民主党能成功争取十席直选。

提到当年进入中联办后受到香港社会的强力批判,张文光显得相当无奈。(黄奕霖/多维新闻)

“放在你面前的十席直选、可能争取的过渡方案,你要还是不要?那不是很多人说想争取的东西吗?结果争取到后他们又好像不想要,但往后的选举一个个都去竞选『超级区议会』,很奇怪嘛。”张文光似乎无奈。他强调,当时如果顺利的话,有可能继续与中央讨论2017年的政改问题;若翻开当年的报章杂志,这是活生生的、认真在讨论面对的题目。

重振旗鼓还是力争民主?

现实是,方案通过之后,民主党受到盟友极大抨击,被指不该接受”非最佳”的方案。尽管民主党一再重申那只是过渡方案、是为了后续政改的谈判铺路,外界似乎都难以谅解。

张文光坦言,当时民主党受到的压力与批评太大,与中央的谈判也因此中断,关于2017年与2020年的政改问题,也自然被搁置。

中断的意思,是民主党当时没有意愿再跟中央对谈了吗?

“当然没有了,民主党受到很大压力,很多人都在骂我们。中央没有再找过我们,我们也不打算再谈,因为外头看来,(民主派)跟中联办沟通是很大的错误,所以没有人再说要跟中央讨论双普选的问题。”张文光透露,几年过后曾遇到当年的一名谈判对手,他问对方,为何明明说好可以继续讨论双普选问题,却没了下文?那人回说:”张文你不要怪我,我们要找民主党谈的话,你们还愿意谈吗?你们根本不敢再对话了。”

张文光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他却不能反驳说对方错了,因为起码民主党这边是真实的。他认为,民主党在当时氛围下,确实会选择中断对话。至于2013年政改咨询若能重开对话,是不是就真能解决双普选方案的问题,同样是个永远未解的谜题。

2013年的政改方案,最终仍在泛民支持者的压力下,于立法院内遭到否决。(Reuters)

但民主党好不容易踏出了第一步,于2010年进入中联办的谈判结果,也是香港二十多年来争取政改唯一有收获的一次,若就此切断与中央沟通的可能,此前为追求香港政改进程而承受的挞伐与压力,岂不冤枉?

张文光苦笑道,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就是,民主党为2012年立法会选举争取了十个新席位,但连同退党的郑家富在内,民主党却失去了三个议席。换言之,谈判虽然对香港民主有所帮助,却也让民主党受到重大伤害,第一时间只能选择保护自己的政党及年轻世代。

“民主党受了一些伤害,只能慢慢重新出发、收拾山河。我们要不断增加立法会议席,也要让区议员成长起来,有些事就不能做了,更大的民主进程我们已经无力兼顾,我们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呢?我们帮立法会争取多了十席,结果自己却亏损了三席,你要我再去吗?再去,外界也不接受了,不是吗?”

或许,民主党犯下的错误,便是没有选择在进入中联办后对外界好好说明、没有能力说服香港人,与中央沟通协商才是有效可行的道路,反而在选举及舆论的压力下噤声。民主党无力引领民意,只能跟着民众的对抗情绪随波逐流,陷入”反中者昌、合作者亡”的循环,只要一日民情氛围没有转变,他们便只能继续举着”反共”的民主大旗。

然而,当”反共等于民主”成为公式,香港真正面临的经济与政治不平等也被忽略掩埋,高房价、居住环境恶劣、医疗资源不足、社会分配不均、阶级流动固化、官商共治等香港的根本矛盾,被反对派简化为”民主问题”,让市民对生活不满的矛头指向中央,认为这是香港尚未民主化所生的恶果。而北京对香港的经济矛盾及政治参与不公同样过度轻忽,未对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足够重视,双方只能在”反中、主权、争民主”等对峙下虚耗打转。

但张文光也清楚,双方的交集永远都是互动的,就民主党看来,既已付出了惨痛代价,中央若有诚意,应该主动接触他们;对中央而言也是如此,你不来找我,我为什么要去找你?于是,曾经有所交集的两条线,在2010年的谈判过后,又回到两条并行线,并一路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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