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制十年挑战 民主派的分裂与北京视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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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水一战,不再妥协

直到2012年特首选举,受诚信质疑的梁振英当选,引发多场”倒梁”示威,令特首认受性及普选要求再度备受公众关注。然而,梁振英于2013年1月16日公布首份《施政报告》时,仅以160多字交代会于”适当时候”就2017年特首产生办法展开广泛咨询,引起民主派不满;同日,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提出以”占领中环”方式瘫痪香港政经中心来迫使中央落实”真普选”。

不久后,民主党中委通过决议参与”占领中环”行动,又联同公民党、工党、人民力量、社民连、民协、新民主同盟、街工、教协、社总及香港城市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郑宇硕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副教授马岳等,组成”真普选联盟”,提出公民提名方案,即只要特首参选者获得指定数量的登记选民提名就可成为候选人,以防中央设置筛选门坎。于是,在港府提出政改方案的首轮咨询之前,各路人马已经摩拳擦掌,各种方案百花齐放。

“那时候我觉得要施压,这是重要的关键点。人大常委在2007年决定要我们等十年,也要求我们2012年接受妥协走前一点点,我们不能再退了,2017年中央一定要落实普选,再反口香港就没有希望了。”何俊仁形容,2013年的政改咨询是香港人的”背水一战”,民主党当年因为妥协被批得如斯凄惨,等的就是这关键时刻,如果中央违背2017年落实双普选的承诺,该党就会支持”占领中环”,以公民抗命方式向中央施压。

何俊仁认为,如果2013年的政改咨询没有打算落实港人心中的“真普选”,将来也就没有希望了。(孙澜/多维新闻)

不过,什么是民主党心中可以接受的普选方案?何俊仁与刘慧卿说得很清楚,民主党很有弹性,普选特首不一定必须有公民提名,当然有便最好,但就算严格按照《基本法》规定只能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人也无妨,只要委员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只要民主派有机会派代表参选,形成有意义的竞争,民主党都能考虑接受。

只是,中央这次没有给出民主党想要的让步。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即”831框架”),当中涉及”三落闸”—提名委员会人数、构成及产生办法,必须依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委会的做法,即维持在1,200人,并按原有四大界别选出;不实行公民提名及政党提名,特首参选人必须获得过半数提委会委员支持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数限制在两至三名,并由全港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选出;另外,2016年立法会选举办法不变。

“831框架”一锤定音,民主派纷纷表示无法接受。不久的9月中下旬,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及学民思潮(双学)率先发动学生罢课,领袖之一黄之锋在示威活动后突然冲入政府总部东翼回旋处被捕,引发大批市民到场声援。至9月28日凌晨,戴耀廷宣布提早”占中”,不少市民日以继夜占领金钟、旺角、铜锣湾等核心地带,要求人大常委撤回《决定》。这场同时被冠以”雨伞运动”的抗争运动,直到12月15日才在警方全面清场下落幕。

831方案,香港民主终点?

讽刺的是,港府于2015年4月22日公布以”831框架”为基底的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后,各方民调显示,接受或支持通过政改方案的比例,都比反对方来得更高。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更在立法会投票前夕公开承诺,政改方案只是”袋住先”而非”袋一世”。由于民主派反对立场鲜明,政改方案无法跨过支持门坎属预料之内,但没想到的是,表决当天竟在大批建制派议员”阴错阳差”的离场下,戏剧性以8票支持、28票反对被大比数否决。

在泛民主派反對、大批建制派議員的離席下,831政改方案在立法院內慘遭否決。(Reuters)

“我问中央是不是还有时间表、是不是下一步提名委员会能有改革?他们说没有,『831方案』就是终点,我还有理由接受吗?”何俊仁以此解释他最终选择”原地踏步”而非”循序渐进”。然而,王光亚不是已经表明,”831方案”只是”袋住先”、往后的选举办法亦非一成不变吗?何俊仁说,他的理解并非如此,他相信”831方案”就是中央所谓的”真普选”,不管日后会否再研究修改,但在名义上和法理上都已经走到程序终点,可改可不改。

平情而论,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有票总比没票好,尽管”831”的诸多门坎不尽人意,但至少特首还能一人一票选出来,似乎也比原地踏步好得多。若权衡利弊,831框架当然比现时的情况更加民主,但在7成的泛民支持者表示,民主派若因此妥协将会令其”票债票偿”的压力下,民主派只能选择”义无反顾”地将831方案埋葬。

问题是,”831决定”公布后,民主派所接收的信息,是否真的是政改方案不可能再修改了?刘慧卿的回答与何俊仁类似,认为将来可能再修改,但她不知道修订空间在哪里,也不知道是在多遥远的将来,只知道这就是中央所认定的”普选”。

刘慧卿认为,831政改方案就是中央所认定的普选,一旦答应,香港民主将走到终点。(Reuters)

不少民主派支持者可能和他们一样,认为”袋住先”只是个谎言,一旦接受了,香港的民主之路也就此走到终点。何俊仁回头细想甚至认为,中央从头到尾都没想过让香港迈向民主化。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北京的立场或许也很清楚,在符合”一国两制”原则、且不违反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香港的民主发展可以如基本法所规定”依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但香港人对民主的想象是”国际标准下的普选制度”,也将”一国两制”定义为”井水不犯河水”的互不往来,之后本土、激进派的崛起更增添了一层分离主义的意味,这样的认知首先便与北京的见解有所出入,更导致了双方日渐紧绷与猜忌的关系。

对此,已退党的民主党前副主席、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亦心有所感,他认为”831决定”绝对有修改可能,只是中间出现太多双方都没预料到的变量。

“《基本法》附件本来就规定了,行政长官普选是由提名委员会来提名,但里面没有规定它具体的提名程序、初选过程还有提名门坎,很多细节都有讨论空间,如果没有其他干扰,这问题可能比较好办。”张炳良所说的”其他干扰”,就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他说,这是中央始料未及,且令他们充满戒心的举动。

雨伞运动开启了许多港人的政治启蒙,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香港的政治进程。(Reuters)

在抗争中错失的良机

“他们当时肯定在想,你为什么搞占中呢?这背后有什么因素?就像北京现在看香港动乱觉得是颜色革命一样,当时已经有人觉得是外力在介入,因为你用了一个北京非常敏感的方式,就像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一样,所以北京有很多怀疑和忧虑。”张炳良提到,雨伞运动期间,不少团体提出违背《基本法》的”公民提名”,令北京无法接受,必须严厉就普选方案定调,而”831决定”就是中央定调的结果,但当中仍有不少商讨余地;换言之,就算2017年特首普选不能达至民主派最理想的安排,也不代表往后的普选不能再作修改。

“前提是双方要达成一个最后协议。关键点在于,2017年先按照一个泛民主派看来对北京比较有利的普选框架,那2020年就可以跟中央谈判以全普选的方式产生所有立法会议席,也能就下一次特首选举商讨细节。你没有第一步就不能做第二步,现在回头看,最可惜的就是当时拉倒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很多泛民的支持者对北京就”831框架”的强硬定调深感不满,但从北京的角度看来,不论是2010年谈判后妥协、让基本法23条国家安全立法问题不断延宕、对国民教育课纲让步、在雨伞运动等重大冲突上的隐忍不发、向泛民人士发放回乡证等举措,都已释出对香港的极大善意与包容,香港人是否也该对国家主权展现出一定的尊重与情感?

张炳良认为,831框架其实确有修改空间,可惜双方错失了良机。(高仲明/香港01)

但香港社会似乎并不领情,20多年来”人心尚未回归”的问题未解,对内地的敌意与疏离却日渐加深。民主党也因此陷入了一个难题─究竟要与中央理性沟通后让政改更进一步、然后再次遭受社会的谩骂与唾弃;还是跟民众一起”反中共、争普选”?尽管这样的方式能争取到民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们依然选择了后者,年轻人已经不再信任传统泛民了,在话语权渐失的危机下,民主党没有政治勇气再与中央谈判妥协。

民主派走向对抗以及雨伞运动爆发,让反对派形成集结对中央施压的态势,加上本土自决派的兴起,使北京对给予香港人民主的后果产生莫大的担忧:”香港会不会真的藉此摆脱一国两制的底线?”对香港政改的路线图与时间表也因此有了变化。就如张炳良所言,假如香港人将局面逼迫到中央只能在”中国的香港”与”自由到不受北京控制的香港”间做选择的话,中央毫无疑问会选择”中国的香港”,因为你不能想象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能不受北京控制的为所欲为、甚至有一丝脱离中国主权的可能。

张文光则提醒,当时曾有一个很短暂的谈判,只是大家并未抓紧那个机会—”你还记得学联当初跟港府有过谈判吗?那次政府是真的希望谈判,你知道特区政府谈判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它一定要问过中央,中央是愿意让他们谈判的,当时错过了也是可惜的,那是个机会去争取香港更大的民主,但还没有开始就停止了。”

张文光回忆,在伞运期间学生其实跟港府间有过一次谈判政改的契机。(黄奕霖/多维新闻)

特区政府原订于当年的10月10日与学联公开会谈,但在会谈前一日宣布,由于学联持续呼吁民众展开长期占领行动,动摇双方对话基础,故延迟会谈至10月21日举行。不过,经过两个小时的对话,双方始终难有交集,并在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特首选举公民提名等问题出现严重分歧,谈判遂破裂。

谈判失败的关键原因为何,张文光不愿多作批判,他只是强调,在每个阶段都曾有过谈判对话的机会,2010年民主党成功谈判后受到很大批评,伞运那次则是刚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反对声音,根本谈不下去,如今看来都令人惋惜。

发动伞运最终仍未得到理想的答复,”831方案”也在立法会被否决,一切又回到原点,政改方案就此胎死腹中、乏人问津。尽管在本土、自决派崛起下,非建制阵营于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再度奏捷,但接踵而来的宣誓风波与人大释法,使六名非建制议员被褫夺资格,随后两次补选,民主派又连尝败果,香港民主运动似乎跌到前所未有的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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