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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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政治,民意就是一切,但它代表什么,却有着各种解读。在选举时,得票多少就等同民意支持度;反过来,民意让政治人物掌握选民情绪,迎合民意能加大自己胜选机会,对于追求权力的政治人物,跟着民意走便成为胜选捷径,不论民意是否符合施政目标。根据民意走向来制定政策,容易让人民接受,当然应该被重视,但政策是否有效,尚属后话,有人认为“过了海便是神仙”,只顾获得权力更甚于解决问题,这亦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候选人胜选后民望很快就大幅下坠。这类政治人物大多是“识讲唔识做”,然而,他们只要懂得“掌握”民意,还是可以一次次成功连任。

作为政府,不论是民选的还是委任的,都必须尊重民意。什么是尊重?就是细心聆听,专业分析,科学判断,既不应该充耳不闻,亦不需要盲从附和,而是坚持独立思考,去除傲慢鄙视态度;更不应该以官僚思维与形式主义应付了事,而是从积极角度考虑民意的出发点和背后逻辑,以尊重为前提做出科学判断,并将分析与判断用开放和详尽的手法传播给大家。一旦决策与“民意”相悖,必须细心解释,如果决策与民意有一些出入,亦应该有效传播出入之所在以及背后考虑。如果民意可以构成政策依据,更应该说明大家的共同点,既避免大家误会政府只是为了迎合民意,还要鼓励民意朝着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方向发展,形成包括大多数市民在内的一种科学凝聚社会共识的习惯。

作为政府,不论是民选的还是委任的,都必须尊重民意。(Reuters)

政治人物喜欢将自己的观点当作“民意”,或者硬要在自以为掌握几个人的想法时就冠以“民意”的标签,企图蒙混过关。这当然不是真正的民意,一小撮人在政治博弈中的口号更不是民意。科学收集民意应该是政府坚持的社会治理手段,既要有效集合民意,更要利用它筛除假民意。民意不是数字游戏,应该是数量和质量并重,但质量的标准容易起争议,因此在判断和管理上应该慎重。然而,数量意义的民意亦并非如此轻易获得,不少人认为民意调查结果就是民意,大多数社会学家知道,民意调查结果可以被问卷设计所影响,一些政党甚至用这种手法操弄民意,台湾和美国选举中各大民意机构之间的差异就是证据。

防疫须区分情绪与科学

民意有多种,既有被迎合的民意、可以扭转的民意、具争议的民意,还有就是被扭曲的民意。我们俗称的政客,只懂得“迎合”民意,甚至“扭曲”民意,他们懒得去“扭转”民意,因为要做大量工作,就算民意极具“争议”。英国政客利用选民生活质素下降的情绪,将政府治理成效低下的责任扭曲为欧洲移民抢去英国人的工作,激化疑欧情绪,甚至用重夺“主权”作为口号,结果是在澎湃的民粹气氛下决定脱欧。疑欧派的约翰逊(Boris Johnson)更利用选民被政党争议折腾了三年的烦躁,依旧用前任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脱欧方案,加上一句“搞掂脱欧”(Get Brexit Done),赢取相位,成为利用选民情绪攫权的典型案例。

疑欧派的约翰逊利用选民被政党争议折腾了三年的烦躁,依旧用前任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方案,加上一句“搞掂脱欧”,赢取相位。(Reuters)

最近有关“全面封关”的争论很好说明民意与政策的关系。“全面封关”确实是民意,但这种民意反映的究竟是防疫措施,还是市民情绪,包括恐慌和焦虑的情绪?以往人们对爱滋病无知,以为会飞沫传播,不少人因此歧视同性恋者,造成极大的社会伤害,这种歧视完全与防疫无关,就是大家对疫情无知从而引起恐慌。这种恐慌是否有道理?不能说没有。但将恐慌转移为歧视就必须反对,恐慌可以理解,但歧视绝对错误。对武汉肺炎的恐慌当然可以理解,但将“全面封关”作为防疫对策,就不一定是适当的。

有人认为“全面封关”任何时候都不会错,是防范于未然,不会抵触任何人的利益。浙江温州与湖北黄冈“封城”,甚至发布近乎戒严的管制措施,更被一些人视为参考指标。然而,温州与黄冈之所以“封城”,显然由于当地感染个案众多,疫情严重,必须采取极严厉措施阻止社区扩散,“封”的目的是“对内”限制当地居民社交接触,与“全面封关”鼓吹者只求“对外”截然不同。如果确实有需要,当然必须“全面封关”,甚至像温州与黄冈一样“封城”亦无可厚非,但香港情况是否如此,就需要科学判断。当前是否可以用“防范于未然”这样的道理去支持“封城”,相信大多数港人会心存怀疑。对于需要往来深圳与香港的各种人员,不论是因为生活或工作,过早封关就是设置歧视的环境。这就说明防疫政策有对应疫情发展的考虑,这种对应性要依靠专业和科学。什么时候用什么形式进行“全面封关”,甚至“封城”,它是专业和科学判断,不是民意可以越俎代庖的。

“全面封关”确实是民意,但这种民意反映的究竟是防疫措施,还是市民情绪,包括恐慌和焦虑的情绪?(HK01)

欧洲中世纪时期,由于教廷的解读被视作权威,大家都深信太阳是围绕地球旋转,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用科学数据证明这种说法不正确。但就算他在1514年已经有这套科学理论,却因为害怕得罪教徒的“民意”,一直到临终时(1543年)才愿意发表理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不只是其个人的,而是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民意”,他只是扭曲了该民意,为己所用,甚至不惜让大屠杀的悲剧发生。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的政策就是民意,邓小平在文革后必须先强调“解放思想”,才能成功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是要扭转极左的民意。后两种情况或许与科学有一些距离,但圣经与天文学之间究竟谁是科学,应该不难判断。然而,就算有这种历史教训,科学还是会被轻易贬低。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就因为宗教原因拒绝支持干细胞研究,以教会群体为中心的“民意”很认同,说明就算是21世纪,科学依然必须在“民意”面前让位。这是可悲的。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气候变暖”嗤之以鼻,在背后支撑其论调的是科学还是民意,大家心中有数。

当然,在选举中得票多少不一定等同民意支持度,近年经常发生的“含泪投票”就是实例。选民因为反对某些候选人,将票投给他的对手,就算这位对手并不理想,甚至自己根本不认识,亦会无奈这样做,这能说明民意是支持胜选一方吗?最近的区议会选举就是一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选举亦时有发生类似情况,英国保守党最近在选举大胜亦非例外。

在选举中得票多少不一定等同民意支持度,近年经常发生的“含泪投票”就是实例。(HK01)

这与企业营销产品的逻辑一致。企业想赚钱,根据消费者喜好设计产品,有利于获取更佳销售业绩。它既可以迎合消费者要求,供求双方各取所需,但亦有可能因此生产出无用的产品,满足一时的需要,但不符合消费者长远利益,市场上大量对健康有害的食品就是证据;同样地,政治人物亦会为了满足民意、讨好选民而制订无用政策。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毒死人的食品和害死人的政策,初心都是为了呼应消费者和选民的要求。企业追求利润,政治人物追求权力,没有分别,然而,社会为政治与商业制订的标准显然不一样。

领导力立足于专业理性

为什么大家对企业的道德要求不高,但对政治人物有所期望?因为政治人物必须为公众服务,其工作必须符合公众利益,定义上就不符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商业价值。从政者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甚至是因为人民的权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相反,企业谋利、无可厚非。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因为现实经常与理论相悖。政治人物为了保住权力,经常牺牲原则,甚至选民利益,当“民意”与“科学”相冲突时,还是选择以“民意”为依归。选民懂得分辨吗?“领导”民意和“迎合”民意是评价政治人物是否有能力的标准,“扭转”民意或者“扭曲”民意是考核政治人物品格的原则,一些人从政是出于信念,另一些人就是为了权力而从政。通过“扭曲”民意来达到政治目的,满足一己的私利,是政治小人惯用的伎俩。谁都懂得“迎合”民意,却较少人能“领导”民意,最具挑战的则是用道理去“扭转”民意,或者说诱导民意以符合科学与现实。

医生和护士都属于医疗专业人员,包括医治传染病,至于防控传染病则属于公共卫生管理,是另一种专业。就好像药剂师和护士都属于医护专业,但他们之间的专业能力和培训完全不同,公共卫生管理专业与医生专业同样不能相提并论。传染病防控管理是与医疗相关的冷门专业,行业的专家可以不是医生,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博士(Teros Adhanom)就是医疗管理专业背景,担任过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参与过诸如应对爱滋病、疟疾等疫症的国际管控,但从来没有做过医生。毋庸置疑,当出现传染病疫情时,医护人员身处前线,是社会抗疫的关键力量,医护人员希望别人尊重其专业背景,但也应该同样尊重其他专业人员的判断,不要过于轻率混淆医护与传染病管理之间的专业区分,误导民意。

当出现传染病疫情时,医护人员身处前线,是社会抗疫的关键力量。(HK01)

如果民意就足以帮助决策,事情会非常简单,但事实上,民意从来只能简单表述,或者变化如流水,只要问题稍微复杂,民意就无法完整表达。英国脱欧公投就是一个最佳案例。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参选时叫嚣台湾独立及加入联合国,操弄民意赢得选举,上任后却被迫承认自己做不到,这是政治与现实的分别,而科学离现实更近。政治通过“迎合”和“扭曲”民意让某人登上大位,科学却会让他遗臭万年,当然,政客胜选后,民意是什么就好像不再值得讨论。政治人物凭着民粹说词和漂亮口号,让人民做了选择,但不同群体对什么是脱欧或者台湾独立其实没有共识,民意只是回应政客的宣传伎俩和包装。结果是英国要承担极大的脱欧风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甚至可能从英国分裂出去,而台湾常年沉醉在统独的争论,社会持续撕裂、蹉跎岁月,重大的经济社会议题都变得毫不重要。

被扭曲的民意不是民主

民意为什么重要,那是因为大家对民主深信不疑。其实,民主与民意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密。两者的关系既容易被利用和操弄,亦是现代政治的最大迷思。民主是人民普遍认同的政治原则,但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却很难有统一认识,选举是民主制度的一种主要形式,但它并不充分,法治就被视为选举制度的保证,新闻自由亦普遍被视为民主的条件。正因为民主在制度层面难以完整定义,政客才有了利用其不完整性来窃取政治利益和扭曲民意的机会。民主很重要,但必须要科学认识和发展,就好像治病很重要,但必须用专业方式进行,不然,小病变大病。

民意为什么重要,那是因为大家对民主深信不疑。(HK01)

一般人懂得治病需要科学对待,却很难掌握如何科学对待民主,大家七嘴八舌,谁够胆喊句口号,就有机会成为民主英雄,这是对民主的侮辱与鄙视。民意是对个别事情多种意见的统称或者说是平均值。在一项社会政策争议里可以有一百种民意,而且是根据情况不断变化著。好像食物,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但却可能有着各种指向,不同时间会有不同的需要,不同时期亦可以流行不同食品,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如果民意是食物,民主就可以解读为生命,它们当然有关联,却存在着太多与不确定的联想。

在疫情扩散时,大家希望政府加强人流管理,无可厚非,这确实是民意,但将这种民意政治化,用激进政治手段和包装来推动,如医护罢工,甚至诉之于情绪——如医护在前线非常危险,和恐慌——如不“封关”就会社区爆发,就是利用情绪来扭曲民意,借题发挥,甚至是违反科学,绝不可取。前线医护是否有危险,当然,但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不是也有危险吗?政府必须为前线医护提供最佳装备,减低风险,就好像必须为消防员提供最佳装备。社区爆发是否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但前提是做好社区防护和有序管控人流,而不是随意“全面封关”,就好像时候未到,就不应该宵禁或“封城”。渲染恐慌甚至会反过来妨碍抗疫,增加疫情失控风险。一个新鲜的例子是政府需要隔离疑似病人,却没有人愿意让隔离营设置在居所附近,就算距离已经满足科学要求。如何设置隔离营是科学问题,拒绝将其设置在自己家居附近是情绪问题,民意当然会偏向后者,但哪一个应该作为民主的依据,这是大家都应该思考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如果民意被扭曲,那就不再是民主,甚至是在破坏民主。民主和民意是否符合科学与现实,或者说,民主和民意会否被政治人物利用或扭曲,这都需要追求民主、尊重民意的人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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