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掌港澳办】封疆大吏相继入列 北京治港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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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从骆惠宁到夏宝龙,两位昔日的封疆大吏,先后入主港澳系统,分别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这一不同以往的重要人事调整有何特别之处?将对已经进入后修例风波时期的北京治港工作产生何种影响?

封疆大吏相继入主港澳系统

抛开制度和组织层面的变化不谈,这段时间以来港澳系统在人事层面最大的变化是新增了两位封疆大吏。其中,新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身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属于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副国家级领导人。他生于1952年,有将近50年的仕途经历,早年曾在共青团天津市河西区与河西区街道办等基层机构起步,担任过河西区长、区委书记、天津市常务副市长、浙江省委副书记等实职,兼任过浙江政法委书记,主管有“刀把子”之称的公检法工作。后来他又擢升浙江省长、省委书记,成为封疆大吏。他任职过的天津、浙江,均属于内地经济发达、政治地位相对较高的省市,对官员的能力要求相对较高。尤其是以省委书记之位主政内地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更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锻炼。

夏宝龙(右)以中国副国家级领导人身份执掌港澳办,提升了港澳办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图为夏宝龙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身份会见意大利客人。(新华社)

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生于1954年,早年在安徽省经贸委工作,熟悉经济,历经省外经贸厅副厅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巢湖地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等多个不同岗位的磨练,经验丰富,熟悉体制的横纵运作,一步步晋升为副部级的省委常委,后来又以省委书记的身份主政青海、山西。他2016年调任山西省委书记时,正值山西塌方式腐败后的官场生态重塑阶段。他在如此关键时刻主政山西,充分体现北京的信任,而后来他的工作同样获得官场同事的认可。2019年11月30日他卸任山西省委书记时,新任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评价骆惠宁主政山西期间,“正值山西政治生态在治乱中奋力治本、经济发展在下行中奋力前行的关键时期”,“为山西改革发展稳定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夏宝龙和骆惠宁皆是封疆大吏出身,属于典型的政治干部。这类官员在中国官场具有特别意义。一方面他们都曾主政过大省,具有非常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另一方面他们政治资历深,地位高,实际能够掌握、协调的资源高于寻常的正部级官员。

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虽然省委书记、省长和部委主官都是正部级,但不同省之间、省与部委之间、部委之间还是存在隐形区别。同样是省委书记、省长,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或具有战略意义、事关国家大局的省份,其主政者地位通常都会高于一般省份,比如浙江省、山东省主政者,其地位显然高于宁夏、甘肃。省与部委之间同样如此,所谓省部级,省在前部在后,同情况下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地位会高于部委主官。比如,一些省市一把手本身就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而部委主官通常至多能兼任国务委员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副职,地位明显逊于政治局委员。至于同为部委主官,因为所在部门的重要性不同,地位亦有差异。过去港澳办主任地位明显低于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宝龙和骆惠宁,一个是曾执掌经济大省浙江省的省委书记,现又是副国家级领导人,另一个是曾执掌两个省的省委书记,由他们这样两位强人、老将来入主港澳系统,无疑大幅度提升了港澳系统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能量。

北京治港何去何从

当然,或许有些港人会认为,香港不是实行高度自治的特区吗?为什么要派强人入主港澳系统?应该说,只要准确理解和落实“一国两制”,遵循《宪法》和《基本法》,强人入主港澳系统非但不会削弱高度自治,反而因为更多有资历、有经验的人的到来,有可能弥补过去治理港澳工作的不足,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多维新闻多次说过,“一国两制”是伟大的构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作为“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不论何时都应该得到有效遵循。但与此同时,香港是高度自治,而非完全自治,香港不仅是港人的香港,也是中国的香港,是北京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特区,北京有责任深刻、全面地认识香港,了解它的优势,找出它的不足,为其长远的发展出谋划策,这样才能让香港“一国两制”始终展现生机活力。毕竟,让香港变得更好,让“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是无为就可以做到的,香港的繁荣稳定更不是毫无作为可以保持的。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做,任其自生自灭,不论是自然世界有序运行,还是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有待积极作为。

近年来香港之所以陷入那么大的困境,接连出现占中、旺角骚乱、修例风波这样的危机,港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怨气和不满,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是过去一些年治港工作缺乏作为,没有积极建设“一国两制”,而是用放任为之的消极态度来认识它,导致港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甚至某种程度上让香港社会变成火药桶。有鉴于此,多维新闻曾呼吁北京应该修正过去多年治港工作的不足,推动治港从消极、被动、区隔走向积极、主动、融合。考虑到“一国两制”和治港工作具有的高度政治敏感性,若想有效落实这一点,需要把“懂政治”的官员放到重要位置,以便从政治维度来处理香港问题。由于修例风波的教训,以去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为节点,可以看到北京治港政策正在发生方向性转变。而让夏宝龙、骆惠宁这样的老将出山,正是这一政策变化在人事层面的呈现。

正如前文所述,夏宝龙、骆惠宁皆有着数十年的地方工作经验,相对比较擅长治理。在他们主政地方期间,既要与辖区几千万人民打交道,和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相处,平衡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又要处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要协调好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内在张力。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地方大员才是国家的主要治理者,他们虽然未必有技术官僚那么专业,但由于统管一个省方方面面的事务,相对擅长从宏观、整体层面思考和处理问题。而这些特征,对于政府认受性严重不足、社会撕裂、深陷“小政府、大市场”迷思、贫富悬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陷入瓶颈的香港来说,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当然,鉴于香港各种深层次问题积弊日深以及香港的特殊性,新官上任的夏宝龙、骆惠宁能否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处理好香港事务,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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