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需要“两手硬” 政治与技术官僚都应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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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北京治港系统人事发生了重要调整。骆惠宁到夏宝龙,一个曾担任青海、山西两个省的省委书记,一个是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的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相继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他们两人都曾是昔日的封疆大吏,属于中国现行政治体系中典型的政治官僚,由他们来出任主管香港事务的两大要职,是香港回归中国23年以来未曾有过的重要变化。

2020年1月15日,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香港举行的春节招待会上致辞。(AFP)

应该说,这个重要人事变化有助于增添政治官僚治港色彩,弥补和修正过去多年治港工作的不足。毕竟,像夏宝龙、骆惠宁这样的政治官僚,他们皆有着数十年的地方工作经验,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国家的主要治理者,由于统管一个省方方面面的事务,相对擅长从宏观、整体层面思考和处理问题。而香港因为其在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的特殊性和“一国两制”的高度政治敏感性,治港工作的良性开展,显然需要“懂政治”的官僚。可过去多年,不论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还是香港中联办主任,均为统战系统、外交系统或港澳系统出身的技术官僚,使得治港系统有时相对不太擅长从国家发展大局考虑香港问题。如今,北京调整治港系统人事,让昔日封疆大吏夏宝龙、骆惠宁来执掌香港事务,显然是吸取过去多年的治港经验教训,有助于提升港澳系统的工作效能及其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能量。

然而,强调政治官僚之于治港工作的重要性,绝不是否认、忽视技术官僚的重要性。比起政治官僚,技术官僚尽管相对不太擅长宏观视角,思考问题未必那么深远全面,但他们专业性非常强,深谙其所负责的具体事务。具体到治港工作,技术官僚往往在香港事务上深耕多年,熟悉和了解每个横截面的运作,是治港专业人士。任何宏大的政治设想,若想有效落地实施,都需要专业、一流的技术官僚来执行。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治港工作在“政治”和“技术”的两个维度缺一不可。

要认识到,“一国两制”本身就是大政治,事关港澳乃至整个国家发展大局,兹事体大,但在实施过程中的技术层面也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技术层面的成败直接关系“一国两制”的成败。当年香港顺利回归,既离不开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设想,又与中英谈判和《基本法》制定等落地回归过程中技术层面把握得非常好密不可分。但是香港回归后,“政治”和“技术”的两个维度都处理得不好,有时候甚至犯了错误,才出现了今天这样复杂严峻的治理局面。北京以后的治港工作,就是要“拨乱反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时把握好“政治”和“技术”两个维度,实现双轮驱动。

今天北京治港工作怎么理解“政治”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关系?答案显然同样是“政治”和“技术”两个层面缺一不可,相互促进。以当下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一方面正是因为早前政治意识形态挂帅,地方官员片面追求政治正确,对专业和科学不尊重,才酿成大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有专业和科学,没有后来国家的强力介入和政治制度的超强动员能力,也不可能将如此严重的疫情迅速控制下来。

2019年2月21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宣讲会。(AP)

具体到近年来的治港工作,北京希望发展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无疑属于政治,但如何在“技术”层面,以香港能够接受的国民教育方式来增进港人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认知,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认识到香港问题根源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是政治,但如何争取市民各界支持,通过政策措施来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技术”;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是政治,但如何以港人接受的方式融入则是极大的“技术”。

北京现在已强化了治港工作的“政治”维度,那么接下来就应设法让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形成良好合作,既在大方向上推动治港工作行稳致远,又能在技术层面将好的想法落到实处,让“政治”和“技术”融会贯通,给治港工作带来积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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