瘫痪政府与夺权 港人的目标能实现吗

撰写:
撰写:

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于9月投票,泛民主派的各路人马已然摩拳擦掌,针对立法会选举的方法策略展开激烈讨论。由于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泛民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不少人认为倘若延续这股气势,立法会的议席分布全面“翻盘”也是不无可能。甚至有声音进一步提出,立法会翻盘后能如何“瘫痪政府”,并借借此带动2021年特首选举的“夺权路线图”。

历届以来,香港立法会的分区直选议席一向是泛民占据优势,但由于采取的是比例代表制,实际的议席分布仍会相对稳定,泛民想在立法会上取得过半席次,势必得在功能组别上动点脑筋。许多功能组别虽由建制派把持,但并非没有翻盘的可能,许多团体也鼓励各界尽速成立新工会以增加选民基数,一旦攻占其中几个功能议席,泛民要过半并非毫无机会。

泛民与民间团体已针对9月的立法会选举提出许多策略与构想。(卢翊铭/香港01)

然而在行政主导的香港,单单立法会过半当然不是最终的目标,如何借由在立法会行使否决权给政府施压、同时在选举委员会过半,从而选出一个“泛黄”特首,对目前的政治体制提出大幅度的修改,使香港真正享有所谓民主化的“真普选”,才是泛民阵营最大的寄望。

其实这样的“战术”并没有太多新意,除了体制外的街头抗争,传统泛民一直以来也从未放弃过“进入建制、从而对建制做出改革”的论述。香港的政治体制也确实需要做出改革,惟有赋予港人更充分、平等的政治权利,才能将港人的心头刺彻底拔除。而若泛民能在制度内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进而对现有的建制甚或特首人选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中央自然也应该接受游戏规则下可能产生的结果。

但在追求更大的政治权利的路上,如果是以“瘫痪政府”做为目标,或是以“夺权”路线图来形容立法会及特首选举,不仅是对选民及政治不负责任的做法,同时也是对“一国两制”的彻底误解。

若立法会泛民主派过半,是否有可能因此瘫痪政府或影响特首选举。(香港01)

香港自反修例运动激化以来,整个社会出现了不少以“自残、自虐”的方式,换取执政者妥协、让步的作法。不论是借由“罢工、破坏、阻碍交通”来造成经济、社会运动的停摆,乃至现在所讨论的立法会过半后行使否决权“瘫痪政府”的作法,其实都是以整体的社会福祉做为筹码,要求政府若不愿妥协便“同归于尽”的“揽炒”心态。

对支持者或抗争者而言,“揽炒”或许真的无所谓,因为他们未必是真正受到社会秩序瘫痪所影响的对象,至少现在可能还不是。但很多受到潜在影响的族群并不存在于主流的抗争声浪,政治人物能否忽视底层的声音及生活,或是要求他们在所谓“大是大非”面前牺牲小我?

而“瘫痪政府”究竟能有何成效,同样令人质疑。泛民认为在立法院内不断行使否决权,能借此对政府施压迫其让步,但反对派自己都声称“中央的对港政策已因主权因素日渐紧缩”、“一国两制即将便成一国一制”时,又为何会期待当“国家主权、安全”等因素,已经比香港本身的繁荣自由更加重要时,中央还有可能因此让步?中央当然会尽力维系一国两制的运作,但当“自由到不受控制的香港”与“中国的香港”必须做出抉择时,对北京而言答案可谓显而易见。况且,当香港抗争与破坏被限制在其狭小的政治边陲时,除了对自身社会的摧毁之外,对中央的固有权力恐怕仍难以撼动。

揽炒或瘫痪政府的作法,能向港府或中央施压吗。(Reuters)

此外,所谓“夺权”路线图更是一种危险的说法。“夺权”要夺的是什么权,这个权利又是来自何方,都应抱有客观理性的认识。许多港人会说不是要搞港独,只是要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谓的“夺权”,当然只是“夺回港人自行选择执政者治理香港、不受中央插手的权利”。这样的说法,恐怕已将“一国两制”理解为“一国两治”,认为中央的权限仅止于国防、外交等主权范畴,其他的特区管理事务都属于香港的治权范畴,不容中央置喙。

然而打从一国两制建立之初,中央便从未将香港的“主权与治权”分离看待,两制并未制造出两个单独平等的政治实体,香港身为地方特别行政区直属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其所有权利也是由中央所赋予,不论从《基本法》的规范或2014国务院所发表的白皮书都能得出一个结论:“香港虽然拥有高度自治权,但中央同样享有对港的全面管治权”。

当然,回归之初中央的对港政策过于混乱不明,确实使得港人对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产生了错误理解,也让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内涵及框架与中央的看法差之甚远。这点是中央现在必须承受、且花上更多心力弥补的后果,从原本“河水不犯井水”的宽松忧容、到后来促进陆港融合、加大强调“一国”主权的作法,造成“香港变了”、“一国两制逐渐消亡”等说法甚嚣尘上,忧虑不断在港人心中加深,中央在对港政策上的及沟通及理解不足都难辞其咎。

不少泛民人士认为,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央不会贸然干预选举。(张昆阳/香港01)

“我只是要个真普选,为什么那么困难?”很多香港人心里肯定都又沮丧又不解。但很多人并未明白的是,即便立法会与行政首长都进行全面直选了,也并不代表香港便因此享有“不受中央管控的治权”,一个“泛黄”的行政长官或许能更理解民众的想法、做出更有效的沟通,但他也跟现在的“小圈子选出来的特首”一样,需要同时向港人与中央负责,并不会因为特首是“泛黄的”,就能跨出一国两制的框架、就能让中央“不要再干预香港事务”。

当2019年区议会选举结束,非建制派大胜后,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便曾指出,反对派会通过区议会“夺取特区管治权”。这样的说法或许不尽公平,这些民意代表们肯定反映了极大程度的民意,也不代表他们进入体制只会行政治斗争。若泛民真的在立法院过半时,能提出真正有利于社会及民众的政策建议,展现出与先前截然不同的光景,届时若提出关于政制改革的相关建言,相信定能获得更多民意的支持、中央或港府也更无借口推诿。

但若泛民争取立法会多数的目的仅止于瘫痪政府施政,在立法会的桌上放颗西瓜贴上“反对”都能办到,又何须大费周章的检验每个候选人的政见、能力,从而投下那宝贵的一票?港人更应理性理解“一国两制”的内外界线与权力关系,若是在此界限内遵照既定规则所生的选举结果、甚至更进一步的政治权利要求,中央都应该认真接受及考虑。但冀望瘫痪政府、国际力量的声援来“夺权”的作法,恐怕只会离港人心中的目标及理想越发遥远。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