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联办首设发言人制度 能否突破刻板印象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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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同时针对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问题、高等法院有关《禁止蒙面规例》案件的裁决作出回应。在谈到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问题,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内务委员会是香港特区立法会最重要的委员会”,“由于主持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的议员和部分反对派议员滥用权力,借程序问题恶意拖延,致使内务委员会在近6个月的时间内仍无法选出主席,已经严重影响了立法会的正常运作,导致大量涉及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立法活动无法进行”。香港中联办发言人称,“强烈谴责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在主持本年度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时滥用权力,拖延程序,蓄意造成内务委员会停摆”。

在谈到香港高等法院有关《禁止蒙面规例》案件的裁决时,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认为,这个裁决“纠正了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的原有判决”,“这有利于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和香港特区法律有效施政,特别是依法应对处置紧急及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有效止暴制乱、维护社会秩序”。香港中联办发言人强调“此项裁决符合宪法和基本法”,希望西方媒体“不要戴有色眼镜、搞‘双重标准’,更不能为香港违法暴力、为香港少数‘只破坏不建设’的反对派议员张目撑腰”。

受泛民主派“拉布”影响,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事务瘫痪。(HK01)

在这次密集回应中,代表香港中联办发声的是发言人,值得留意。过往,当香港中联办发表或响应媒体提问时,往往直接由香港中联办主任或副主任面对媒体放话。例如,去年修例风波期间,代表香港中联办同港澳办发言人相继发表谈话的皆是中联办主任。而这次香港中联办与港澳办发言人同时发声的,不再由中联办主任负责,而是发言人。据悉,这是香港中联办成立以来,新闻发言人的首次亮相。

香港中联办前身是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成立于1947年5月,主要担负国家通讯社驻港分支机构的新闻职能。在香港回归前,新华社一直是中国政府驻香港最高代表机构的身份,与港英政府进行联系及交流,履行北京赋予的各项职责。在香港回归后,中国国务院于1999年决定将新华社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而中联办的主要职能是联系并协助内地有关部门管理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及促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合作,同时反映港人意见等。

在更名为香港中联办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曾设有新闻发言人职位,在中英谈判和香港回归初期,发出代表中方的声音。随着新华社香港分社更名为香港中联办,便取消了新闻发言人职位,当有需要向香港社会传递讯息,往往直接由中联办主任或副主任发声。但因为中联办主任或副主任身份特殊,引人注目,在“两制”下的香港不宜频繁发声,故这一改变的一个结果时,中联办有时不太能及时向香港社会传递讯息,导致许多人对中联办产生“不想讲、不敢讲、不会讲”的刻板印象。

今次香港中联办,时隔多年,重新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尝试和转变。而中联办愿意转变的端倪,或许可追溯两件事,分别是港澳办记者会及修例风波后续影响。第一,香港在爆发修例风波时,不少建制派人士及媒体常引述北京消息发言,导致不少事件变质及互相猜测,谣言四起。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港澳办自2019年7月29日起,多次举行新闻记者会,及时发出北京最新讯息。通过当时几场新闻记者会可以看出,北京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助于更好地发布信息、引导舆论,为港府及建制派人士带来指引,不会被外界众多消息添烦添乱。

第二,受修例风波影响,建制派在去年区议会选举中大败。而中联办被不少人指是建制派大败,甚至是港人不满港府或北京的一个原因。近年,中联办被指反应缓慢,往往未能实时向香港局势作出应变,让北京未能把握时机,让局势进一步恶化。许多长期关注、研究香港的人都曾提出过北京治港系统应吸取教训,适时调整。

今年初,北京重整港澳系统,相继让前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港澳办主任。在新架构下,中联办隶属港澳办,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分别兼任港澳办副主任。今次中联办首次设立发言人制度,明显反映中联办对港事务的态度有所转变。

往更大背景来看,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应有要求,契合公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诉求。2003年SARS事件后,在社会呼声下,中国政府各级部门相继设立新闻发言人。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是“第五个现代化”,其一个内在要求是更加透明、现代的新闻发布制度。香港中联办首次设立新闻发言人,既因应香港现实需要,又符合国家统一思路。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港人对中联办有“不想讲、不敢讲、不会讲”的刻板印象,中联办在香港时常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其中,“不想讲”是观念问题,“不敢讲”是制度问题,“不会讲”是专业素质的问题。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一个开始,中联办在香港能否改变港人对其“不想讲、不敢讲、不会讲”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在修例风波后融化港人心中的成见和疑虑,与香港社会进行行之有效的沟通、对话,才是更为关键、也更加艰难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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