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疫为喻——香港不应再讳疾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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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与香港中联办炮轰郭荣铿,就像暮鼓晨钟一样惊醒了港人。如今中央决心推行积极“一国两制”,对香港落实“全面管治权”已是不争的事实。“一国两制”由回归之前的“井水不犯河水”论,至今日“全面管治权”,其表现方式有着明显的改变。不少争取民主的港人不禁感慨,香港何以发展至今日的境地。其实政治与港人熟知的防疫有着极为相似的特质,一个问题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看似不严重而为世人所忽视,但当其发展到大家能见之时,可能已变得相当严重。尽管问题严重,但正如防疫也可以亡羊补牢,香港的政治问题当下虽严峻,但并非没有将来。

防控问题失先机

要理解香港政治问题,可以从港人熟知的“防疫”入手。香港很早便认识到病毒的威胁非常大,故此政府和社会都愿意为防疫出一分力,也使疫病防治在较早阶段便得以开始。以今日国际疫情以言,香港防治疫情绝对能称得上成功。然而,早期西方各国对疫病的轻视,也引致了当下疫情以美、欧为中心大爆发的后果。政治危机与传染病防治不无相似之处,如果社会能更早发现问题,而非等待问题变得相当严重才采取行动,那得出的结果可以天差地异。

香港当下的政治危机的起因无疑就是回归二十三载日积月累下来的问题,一些问题以往一直被人所忽视,即使有部份人发出警示,但却不能引起足够的改变,结果发展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当然,这并非一个人或一方面的责任。从中央政府而言,当初将“一国两制”诠释作“井水不犯河水”,一直对香港问题采取极消极的态度,无疑是促成当下问题的原因之一。香港政府的技术官僚欠缺远见,长期无法处理社会问题,使民怨累积和民粹思潮成长;而民粹最终骑劫了社会走向极端方向,结果酿成去年反修例事件。过去,中央政府有很多机会提早积极督促香港政府补救经济急速发展所做成的社会问题,但机会错失后却非现在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另一边,香港政客与香港人在处理“一国两制”的时候,也存在认知偏差,错误判断中央政府底线的坚持。无论是否接受,“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然后才是“两制”怎么处理的问题。过去很多民主派政客一直在政治上“走钢线”,只强调两制与自治,而对“一国”不愿多谈。虽然很多“黄丝”自问不支持港独,但现实是很多泛民主派政客和支持者对于港独采取一种和稀泥式态度,不予以否定,也令中央政府不得不提高警观。中央对“港独”有戒心是必然的,但打击港独却被本地民主派批评为夺去自由、干预香港事务,这对中央而言自然是不能接受。

更严重的是,在一些政客和政治KOL的宣传下,香港政治更不断企图拉扯外国势力介入香港事务。如果说“港独”只是个“稻草人”,那“外国干预”便是证据确凿。民主派虽然自言不支持港独,但却对国家安全问题视若无睹,甚至主动向外国“求援”。尤其是当下中美鏖战的局势下,诸如出席美国国会聆讯、高调拜访美国参议员等政治动作很难辩解与“国家安全”无关。当下中央政府手执“国家安全”大旗问罪,民主派无疑是玩火自焚。民主派政客如果真的是为了香港的将来,而非只是追求一己私利,当放弃这些所谓的“国际战线”。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虽然政治问题变得相当严重,但并非代表要放任问题坐以待毙。正如防疫一样,纵使防疫工作失去先机、疫情扩大,但只要能亡羊补牢实行有效防治,疫情也可得以改善。从中央的角度出发,香港不能继续长此下去,故而决心落实“全面管治权”,从国家的角度对“一国两制”拨乱反正。对于香港人而言,“全面管治权”不是“一国两制”的末日。正如建制派元老曾钰成周一(20日)的评论所言,中央认为香港管治失效、《基本法》规定不能落实,只能手把手亲力亲为,但“特区政府管理好,中央当然不会干预”。中央屡番表明“一国两制”是长期国策,如果香港能自行治理下来,中央也没有必要花费精力去操心。现在所说的“积极一国两制”的“积极”其实不只在于中央,港人也可以积极参与。“一国两制”是一个具有弹性的制度,只要港人尊重中央“底线”,并非没有讨论空间。

(本文转自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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