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派在新形势下如何自处


早在十年前的高铁拨款,香港民主派议员已透过“拉布”尝试阻挠。2012年,梁国雄、黄毓民和陈伟业议员反对递补机制,接力发言百句钟,也堪称立法会经典一幕。然而,在该次“拉布”中曾钰成运用主席权力终止辩论,后获法庭裁定“剪布”合法,便说明了主席有权力维持立法会正常运作。

过去半年,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内会的主席选举上拖延时间,原本不为关注。直至港澳办及中联办发声,事件才成为焦点。撇开两办不看,我们早前已指出,内会若久久未能选出主席,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理应可以介入,甚至代为主持主席选举。

在两办发声后,建制派明显提高了姿态,设法打破僵局。重要的或许不是个别事件如何处理,而是在政治对立日益严重下,民主派议员如何定位。

港澳办连发三稿炮轰郭荣铿主持内会的行为,郭荣铿由民主派陪同召开记者会,指中央已把DQ他的字写在墙上。(HK01)

建制派势必反制

毋庸置疑,每名议员也有权反对政府,有时候甚至是有责任投下反对票,以作监察和制衡。站在民主派的角度看,他们在立法会只是少数派,即使投下反对票也无阻他们眼中不恰当的法案通过。有时候,他们选择拖延时间,增加建制派的时间成本,或希望政府知难而退。

但这策略并非没有制衡,《议事规则》未触及的特殊情况,立法会主席可以合适做法处理。在政治新形势下,可以预料立法会主席将来可能会更积极运用他的权力,或建制派议员会手段更强硬,反制民主派利用议事程序拖延时间的策略。若然如此,民主派议员不能不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自处。

以往,民主派可能只在重大事件上才阻挠议事程序,例如修例《逃犯条例》此等全港关注之事。但哪些情况是非常特殊而重要,道理上值得少数派议员拖延时间?动辄极尽阻挠,只会予社会为反对而反对之感。尤其去年反修例风波后,民主派倾向全盘否定政府,这只会令他们容易进退失据,亦令社会好奇,他们若只讲立场,还凭什么批评特首事事对着干。

做议员到底所为何事?

立法会临近,民主派和建制派也希望成为“35+”,在立法会议席过半。即使民主派过半,他们若希望贡献社会,其实也必须与政府合作,甚至在需要时候妥协。若然他们只破不立,没有打算从议会内推进社会进步,他们又如何说服选民支持?另边厢,若然“35+”的是建制派,再度沦为少数派的民主派议员更须寻找自己的空间。只知“拉布”而没有其他实质工作,他们不但很可能会面对主席和多数派的强力制衡,也难以解释自己存在于立法会的意义。

当然,若然建制派凭借票数优势,盲目支持政府,好像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般草率,没有顾及社会各界利益,他们也必须向全港市民交代,甚至会在下一场选举“被惩罚”。不论在哪个民主议会,若然多数派自恃“够票”肆意而行,或少数派不顾一切阻挠程序,其实也不符合真正的民主精神,也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乱了这么久,我们的立法会是时候重拾政治伦理,重新出发。

(本文转自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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