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惠宁高调发声意味深长 港人应主动面对国家安全


过去一年,因修例风波,香港处于回归以来最严重的动荡时刻,社会接连出现大型示威、极端暴力甚至冲击“一国”底线的行为,将国家安全漏洞赤裸裸呈现出来。最近,藉由《基本法》颁布三十年和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三个多月前临危受命接掌香港中联办主任的骆惠宁,就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高调发声。

骆惠宁表态香港国家安全存漏洞

4月4日,骆惠宁撰文重温“一国两制”的初心,回顾总结《基本法》制定和实施中积累的正反面经验。他指出,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已经进入了“五十年不变”中期,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逐步显现,“尤其是在去年修例风波中,发生了大量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为,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深层次问题都到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时期”,“坚守‘一国两制’事业初心,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其一的”。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最近就香港国家安全问题高调发声。图为2020年1月15日,骆惠宁在香港举行的春节招待会上致辞。(AFP)

骆惠宁特别提到“维护国家安全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求,也是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必须履行的宪制责任”,“只有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相应的执法力量,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才能确保香港长治久安”。

紧接着,4月15日,在香港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上,骆惠宁发表致辞,再次谈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措辞的督促意味更浓。他直指“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不够完善,不少港人的国家安全观念相对薄弱”,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安全始终是突出短板,这个短板在关键时刻会成为致命的隐患”,“要尽快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层面下功夫,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激活的激活,该执行的执行,决不能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口”。

在这次发言中,骆惠宁的口径比上次更强硬,“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激活的激活、该执行的执行”这一句,尤其意味深长,值得注意和探讨。“该制定的制定”,简单而言主要是指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落实宪制责任。港府多年来一直未能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让香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出现漏洞,致使部分港人公开提出“港独”要求及联合外国势力对抗北京等。“该修改的修改”,应该是指香港一些有待修订以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条文。譬如,去年引发巨大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或许属于此类。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确实失误多多,现已经撤回,但不能由此否认《逃犯条例》修订的必要性。

“该激活的激活”,大概率是指港英殖民时期制定的用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法律或条例。这些法律或条例在香港回归後处于搁置状态,但本身具有法律效力,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重新激活实施。其实,不少港英遗留的条文激活後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举例说,《公安条例》(香港法例第245章)是管制集会、游行及暴动等条文,规定游行召集人在游行前必须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该执行的执行”,是指一些已经在运行的法律或条例,可以而且应该更有效地执行。近年香港不少组织公开亮出“港独”或香港自决的旗帜,北京希望港府在“执行”上的加大力度及广度,比如修例风波期间北京多次发声督促香港“依法止暴制乱”。日前,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指出,由于香港出现了“本土恐怖主义行为”的元素,正与律政司研究引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检控有关案件。这正反映警方将在“执行”上加大力度。

港人应化被动为主动

骆惠宁就香港国家安全问题高调发声,再度表明北京对于香港国家安全现状的深度关切,佐证了国家安全是香港无法回避和绕开的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骆惠宁讲的“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激活的激活、该执行的执行”来看,北京工具箱里的工具很多,有足够多的方法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比如,倘若香港迟迟不能落实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而香港又频繁出现重大国家安全危机事件,不排除北京主动释法的可能性,将《国家安全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成为在香港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之一,甚至直接绕过《基本法》第23条,通过修改、激活或执行包括港英殖民时期在内的已有法律,以维护国家安全。一旦如此,港人在立法中的讨论空间及自由度将大幅收窄,自然沦为被动的一方,这对香港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和污名化,图为一些港人在示威反对23条。(HK01)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相较于《基本法》第23条赋予香港社会的自主空间,港英时期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则十分严苛、保守、专横。只不过因为《基本法》第23条牵涉内地因素,而港人一直以来又对内地存在认知偏见,导致《基本法》第23条早就被意识形态化、污名化。纵使熟悉法律、知悉《基本法》第23条和港英时期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区别的人都变得骑虎难下,不得不附和社会反对声浪,跟风排斥第23条。这也是香港回归将近二十三年,但迟迟无法落实第23条宪制责任的主要原因。

只是,从长远来看,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无法回避的责任。不论是社会主义中国,还是资本主义欧美,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共识高度一致。香港作为中国辖下一个特区,尽管实行“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的方法和形式,要因时、因地制宜,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不会因为“一国两制”而与内地有本质区别。过去多年中,香港社会缺乏主体国家意识,抗拒履行第23条的宪制责任,长期存在国家安全赤字,尤其是近年来陆续发生的占中、旺角骚乱、修例风波事件等,严重妨碍香港与北京的互信,制约香港拓展政治空间,不利于“一国两制”发展。

现时,正值“五十年不变”的中期,骆惠宁高调表态香港存在国家安全漏洞,甚至说出“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激活的激活、该执行的执行”这样意味深长的话,足见北京解决问题的紧迫性。可以料想,倘若香港一直像鸵鸟般不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回应北京的关切,任由情势变得日益紧张,势必错失主动权,陷入被动境地。与其这样,港人不如主动积极解决相关问题,与北京充分讨论协商,求同存异,在落实国家安全宪制责任的同时,尽最大可能争取港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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