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对香港国民教育争议不断 林郑称今年内一定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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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2019年6月开始的反修例风波至今仍未消散,在此次风波中,年轻人成为示威主力。部分建制派将问题归咎于中学通识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2020年内一定会讲清楚如何“处理”通识科的前景。

香港反修例风波中,很多年轻人成为激进示威者。(AP)

林郑月娥5月11日接受香港《大公报》专访时表示,教育不可以成为“无掩鸡笼”,出了问题必须处理。对于建制派批评被利用的通识科,她表明:“对于通识科的前景,今年内一定会同大家讲清楚如何处理。”

林郑又指,有人有心在校园内传播失实、偏颇的歪理,除了通识之外,其他科目也会“被渗入”,所以需要有人把关,除了教育局之外,办学团体及学校的管理层“每一个位置都有把关的功能”,要保障心智未成熟的学生不被歪理荼毒。

港区人大代表、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黄均瑜指,目前问题在于通识科过于泛政治化,令学生政治早熟;同时,其他科目亦有被“通识化”,而这趋势更有向低年级伸展。

他认为,若所有学科都变成通识的正反辩论,会破坏学习的基础知识架构,故低年级学生宜先建立正面的价值观,而非将大学层面的批判辩论过早带到学习的层面。

他强调,通识科目的在于令学生“文中有理,理中有文”,令他们在高中各学科教育收窄时,仍保有广博的知识基础。

对于社会问题,黄均瑜认为不应将责任全部归咎于通识科或通识教师,更不赞成“杀科”。他指,老师一般都只是跟随课程设置、考试要求授课,故他建议通识科检讨时,可从课程设置、考试导向等方面着手,评估、处理通识科目前引伸的问题。

黄均瑜认为,通识科有泛政治化、时事化问题,令学生过于政治早熟,容易想到挑战权威。

据悉,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去殖民化”的不彻底和国民教育的缺失,让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缺乏基本国家认同,对一国两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过分的强调“两制”而否认“一国”,甚至将“一国”和“两制”割裂和对立。

中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曾公开承认是自己任内开始推行的通识教育失败,令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

2012年,梁振英政府试图在小学一年级至中学六年级推行新独立学科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使学生对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快速的发展引以自豪感及建立国民身份认同……确立个人于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范畴的身份认同”,但最终因为遭遇抵制无果而终。

香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表明,年轻人思想变得越来越激进的根源在学校,通识教育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通识教育科2009年正式在香港高中推行,之后列入必考。包括六个单元,即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以及能源科技与环境。

但通识教育科教科书无统一课本、无标准答案,甚至无须送审等诸多原因下,造成内容错漏百出,甚至沦为别有用心之人向青少年灌输政治立场的工具。由龄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初中新思维通识单元2:今日香港》(第二版)解释“公民抗命”时,以“占中三子”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为例子,将戴耀廷发起“占中”的目的进行美化、洗白。

书中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时,更是援引表情愤怒的“律师”的意见,以及愁容满面的“市民”的说法,严重唱衰“一国两制”。这样的教材对青少年在政治倾向上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教师可自行决定教授内容,加之校方的监督缺失现实之下,一些通识课教师,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宣扬“仇警”的偏激情绪,宣扬如何规避使用暴力所带来法律风险,还有通过考试试题内容误导学生混淆是非界限,甚至暗示学生“仇警”。

对此,2020年1月,香港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通过新民党议员容海恩的建议,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幼稚园、中小学教科书及教材编制,审视校本政策对教科书与教材编制及监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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