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地位争议揭示港三种公务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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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因泛民主派“拉布”持续半年,未能选出正、副主席而停摆,更影响立法会立法及审议等工作。为让立法会尽早重回正轨,中国港澳办及香港中联办(简称“两办”)发文,斥责泛民主派“拉布”的行动。“两办”向泛民主派发文一事在香港引起《基本法》22条争议。2020年4月18日,港府在回应“两办”争议一事,一晚内连发三稿谈及中联办职权。港府在这三份新闻稿中,先指中联办是《基本法》第22条设立的机构。及后,再发两稿更正中联办非相关机构。为此,时任内地及政制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平台就事件致歉,而特首林郑月娥同指过去港府官员对基本法认识不够透彻,令说法不清晰或不一致。

港府乌龙而反复改变的说法,让中联办争议再度升温。连同今次事件,港府在过去多年不同时间对中联办的定位及职能,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不禁让人质疑港府压根对《基本法》理解不足。港府并非仅指林郑与相关主要的官员,而是在港府体系内负责相关事件的公务员。事实上,在推动积极“一国两制”过程中,必须注意不懂政治和《基本法》、有倾向性过于明显的政治立场及错误认知这三种公务员。

港府必须提升港府治理水平,特别是要注意这三种公务员的问题。(HK01)

现时,在政务职系公务员的架构和编制中,港府合共736名政务官及政务主任。政务官为管理通才,他们会定期派往各决策局和部门担任不同职位,以接触不同层面,汲取各方面管理经验。这样的做法,当然可让不同政务官更熟悉港府不同部门的运作,但有可能让经验较浅、不懂政治的政务主任负责如中联办地位争议等较为复杂的事件。在今次乌龙事件为例,负责事件的公务员可能因经验不足,而对政治未有深入的认识,甚至不遵守程序,以致犯下错误,引致港府出现自相矛盾。

根据现时港府的招聘公务员计划,若希望应征为政务主任,必先通过综合招聘考试。考试为分4部分,分别是中文、英文、能力倾向测试及《基本法》测试。其中,前三份测试均设等级及合格线,唯独《基本法》测试只设分数并未设合格线。《基本法》测试只是其中一个评核因素,而非核心评核的因素。相反,若未能在中文、英文或能力倾向测试取得合格,是不能获得申请工作机会。由此反映,对《基本法》的认识深浅并不是政治主任工作应具有的“基本技能”,港府对《基本法》是有一定程度的轻视。因此,部分政务主任可能对《基本法》未有全盘认识,但因在其他方面极其优秀而获聘。久而久之,当这批政务主任晋升至政务官后,很有可能对《基本法》未有全盘熟悉,甚至有错误的理解。为免再出现相关事件,港府必须全面提升公务员对《基本法》的认识,确保公务员达到应有的水平。

而在修例风波中,不难发现香港不少公务员并非保持现代政治要求的政治中立,而是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或取态。根据公务员事务局在2020年4月最新的数据显示,由2019年6月至2020年2月,涉嫌参与修例风波中的非法公众活动被捕,并正接受警方调查或被起诉的公务员合共有43人,当中有42人已被停职。港府公务员事务局一直要求公务员在公民及政治权利中取得合理平衡,并指部分高级人员或会因工作性质而特别容易被视为有偏私之嫌。具体在中联办争议中,不排除部分负责的公务员是有政治立场,不愿坚守公务员的政治中立,故意将问题复杂化。

除了不懂政治、《基本法》及有明显政治立场的公务员外,部分公务员更可能因成长环境、社会气氛等因素耳濡目染下,导致有错误的认知。过去,由于港府长年对《基本法》有错误理解,而中联办又长时间未能出面澄清,在耳濡目染下,部分公务员打从心底很认同相关说法,很自然视中联办是受《基本法》第22条限制的一般意义“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建立错误的概念。这类公务员日常工作中会根据潜意识所认知的事实,理所当然地自行其事,有点类似于“deep state”。

当然,这次港府乌龙事件是那种公务员导致实在难以轻下结论,得以事实为依据。不过肯定的是,这三种公务员均确实存在港府公务员体系当中。他们有意或无心的行为,均会严重干扰及妨碍过去多年的治港工作。因此,在“一国两制”由消极转为积极的同时,港府必须提升港府治理水平,特别是要注意这三种公务员的问题。为让香港公务员能加深认识《基本法》及恪守政治中立,港府有必要从知识及技术上,确保公务员在工作上恪守《基本法》,并对《基本法》有全面准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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