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科試題爭議背後 教學與目標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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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於 2020年5月14日開考歷史科,有試題提供兩篇閲讀材料指明近代日本曾對中國施以援手,問及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說法,引起極大爭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題目傷害國民感情,對考生亦不公平,要求考評局取消相關試題;教協則認為當局舉措令人震驚,憂慮破壞獨立的考試製度。透過重重爭議,我們更應該問的是:我們需要怎樣的歷史教育?想要培養怎樣的香港下一代?

試題問題引起極大爭議。(HK01)

爭議主要集中在兩段立場相同的材料選擇,以及「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問法。教育評議會發聲明指,考題所提供資料略去1900-45年間中日關係最主要的日本侵華史事,只選取偏於日本對華表面援助、支持的資料;教評會主席何漢權稱,問題的引導性非常大,認為問法應改為「弊多於利」。教協副會長兼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則指,試題屬於「開放題目」,學生需運用所學知識答題,而上述問題涵蓋至1945年,因此答題上須運用到抗戰時期的史實;另有歷史科教師表示,類似題型過往經常出現。

若按何漢權所說「避免問題的引導性」改為「弊多於利」,是否意味着未將「正確答題方向」寫明與題目中,就是錯誤引導?至於材料片面,題目亦有寫明「就你所知作答」要求考生結合平日所學,並無不可。那麼,這道題目的根本問題出在哪裏?

教育評議會席何漢權則稱,問題的引導性非常大,認為問法應改為「弊多於利」。(HK01)

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於周日(5月17日)在教育局網站撰寫《歷史教育所為何事》一文,指出「一些牽涉大是大非的題目,例如侵略、屠殺、種族清洗等,完全不應引導基礎教育階段學生討論其正面價值,也不可能有國家會放在課本,甚至試題中讓學生討論其利弊,這是基於人類良知的共識,也是學生對承受慘痛經歷民眾同理心的教育」。對於有人嘗試把試題合理化為「開放題目」,她不但批評這是「完全失焦的詭辯」,更質問「接受外國的援助和被外國侵略是否可以說成是可互相量度、互相比較、互相抵消的『利』和『弊』?」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東亞經濟史博士梁明德則認為,拋開民族情感,考評局所出題目之所以「不及格」,在於其中反映出的「過時的史觀」。首先,無論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的問法,都是一種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一種「總決算式」的思維。它固然可以對個別事件進行利弊判斷,但並不適合評價宏觀歷史。何謂二元對立?即是非好即壞,非此即彼,以及利弊衡量。比如,「宋朝是好是壞」,如何決算?相對什麼?回到題目本身,題中「中國和日本,1900-45年」點名考察寬廣而又繁雜的大歷史,卻又要求考生進行利弊衡量,實際上是在鼓勵一種歷史的極過度簡化(Reductionism)——這本身已經違反了歷史,甚至是 「非歷史的」(Ahistorical)。

其次,問題的行動主體不明確。考題似乎在將「中國」和「日本」變成兩個有意識的主體,能對彼此產生利弊。梁明德指出,這是一種把政府——具體來說是極少數執政精英——等同於全國的史觀。這種做法抹掉了日本複雜的社會各黨派、各階層對中國的不同看法和應對,同樣反映出考題對歷史的過度簡化。他認為,假如考評局所問的是 「1900-45年,日本統治階層對中國是否利大於弊」,會是一條更有意義、且符合史觀準則的問題。

第三,這道題目亦存在斷代不嚴謹的問題。DSE歷史課程的考試範圍從1900年始,出題人便簡單劃定了1900-1945年這一階段出題,梁明德認為,這一做法即懶且不符合歷史學。所謂「斷代」,是指歷史學中限定一定研究時段的始末年份,而歷史學者對此非常審慎,忌諱武斷的斷代。在他看來,如果要全面地考察近代中日關係,往前到1985年日本打敗中國並將洋務運動成果沉於黃海底,往後至戰後日本借款給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建設,都應涵蓋其中。而從歷史課程到DSE考試的一刀切,無疑才是在錯誤引導考生建立不嚴謹的歷史觀。

試題激起的千重浪,或許正是反思的契機——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歷史教育?(HK01)

有些人認為,類似的題型在中史及歷史科當中並不罕見,又指凡是修讀該科的學生,不可能沒有接觸過「日本侵華」的課程,故必然懂得在1900至1945年間日本對中國所為並非「利多於弊」;也有人表示,公開試的功能本身就和教學宗旨有一定分別,前者在於透過公平公正的機制評估考生的學識和技能,以區分不同水平,而非培養價值觀的平台。

然而,誠如梁明德的拷問——如果歷史科所教的東西跟真正歷史學毫無關係,學生甚至要操練扭曲歷史方法論和歷史觀的考題才能得分,那麼高中歷史課又如何成為大學及以後歷史訓練的基礎?如果教錯的東西也不成問題,只需答(錯誤的)題目的技巧,這樣的教育真的是我們想要的教育嗎?

早在歷史科題目爆發爭議之前,特首林鄭月娥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就曾表示,教育不能成為「無掩雞籠」。上述康陳翠華的文章也指,歷史教學材料及教科書必須清楚和準確交代史實,並且讓學生在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時,從民族、文化的角度,建立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及歸屬感。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班塗豐恩則撰文指出,全球化時代的歷史教育應該跳出國家的視角,以開闊視野認識鄰人,而歷史教育應當以培養世界公民為目標,培養批判思考、普世價值,與人類社會共通的命運以及被掩蓋被忽略的視野。

試題激起的千重浪,或許正是反思的契機——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歷史教育?我們又想培養擁有什麼史觀的香港下一代,方能應對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一國兩制」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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