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骚乱的启示:香港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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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为防止进入“当局者迷”的认知陷阱,更清楚看到问题的全貌与实质,我们可以以旁观者的角度,从正在猛烈爆发的美国种族骚乱中寻找启示。

美国这次种族骚乱是由一位白人警察以“跪杀”方式致死一名涉嫌使用二十美元假币的黑人引起,随后全美各地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并迅速升级为一场席卷全美的严重暴力骚乱,可能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大变数。骚乱的直接原因是一件在美国已经司空见惯的治安案件,以及白人警察如何对黑人嫌犯过度使用暴力。它所以能激发人们的对抗情绪,可能与近期疫情突显了弱势群体既在健康领域缺乏医疗保障,同时在就业方面的无能为力有关,即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在阶级结构中的不利位置与以白人为主导的国家管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种族歧视问题。反对种族歧视是这场骚乱的主要诉求,示威者打出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响亮口号。以佩洛西(Nancy Pelosi)、拜登(Joseph Biden)等为代表的民主党人积极参与,从种族歧视的角度刺激社会情绪,进一步强化了骚乱的反种族歧视色彩。

美国此次骚乱爆发的根源,不是种族矛盾,而是深层次的经济不平等。(美联社)

毫无疑问,种族歧视是骚乱的最突出表象,也是抗争者的主要口号,一般美国人对骚乱的认知也仅限于此。但是,假如你是一个研究美国社会的学者,或是致力于为这场骚乱寻找解决办法的联邦政府官员,如果只看到种族歧视,就可能是太肤浅了。美国黑人的弱势地位始于其奴隶历史。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缺乏廉价劳动力去那里开荒,只有去捉非洲人来做,这就是黑奴的来源。为什么不买德国人或法国人来做奴隶,这当然是经济问题,亦是宗教问题,非洲黑人是异教徒,捉他们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既是异教徒,又是没有知识的穷人,还是黑人,与基督徒大军去美国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逻辑很匹配,这就是几百年后,就算是经历了南北战争、民权运动,黑人依然是弱势群体的历史背景。

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数据指出,2016年黑人家庭平均净财富只是白人家庭的十分之一,黑人的失业率从来都远高于白人,这是反映本质的事实。其实,中国人也曾经被“卖猪仔”到美洲开垦铁路,同样受到歧视,但当中不少后来逐步富裕起来,依靠努力,获得一些社会地位,黑人没有如此幸运。但在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有色人种,包括中国人,还不能算是完全摆脱了种族歧视的原罪。

将美国骚乱的剧情带入香港,能发现很多惊人契合。去年发生的香港骚乱也是由一起法律修改议案引起,它所以能迅速激发社会情绪,是因为它触及香港社会回归之后一直存在的高度敏感问题,即内地与香港的政治关系与司法信任。如同反种族歧视是美国骚乱的主要诉求一样,“反中”是香港骚乱的主要诉求。美国骚乱的示威者们喊出了“Black Lives Matter”的口号,香港骚乱的示威者也提出了“五大诉求”,甚至连香港反对派在骚乱中扮演的角色,也和美国民主党如今扮演的角色高度类同。

香港骚乱是一场带有分离主义色彩的“反中”运动,美国骚乱是一场带有反种族歧视色彩的运动,一般人都会为两次运动给出这样的答案。但是,也就像美国骚乱一样,如果你只看到香港骚乱的分离主义“反中”色彩,就只是看到骚乱的表象。对于研究香港问题的学者,或是正致力于为香港问题寻找根治良方的中央官员,如果看不见表象所遮蔽的经济民生本质,仅仅从反分裂或政治角度来看待香港问题,就好像认为美国此次骚乱只是白人歧视黑人的结果,纯粹是因为肤色,那你肯定没有找到“病灶”,以此为病因而开出的“药方”,也一定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认识香港问题的根源,不能只停留在政治表面。(HK01)

如果以黑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无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社会无法为其提供足以改变其阶级地位并存在向上流动的机会,就不可能根本解决美国社会的冲突。但是,在资本占绝对主导的美国社会,统治阶层就是既得利益结构的关键部分,要发生深刻改革是做不到的,就像从资本主义的根长出公平正义的果实只是幻想一样。特朗普政府在疫情防控上表现糟糕,无法在短期内摆脱疫情影响并降低失业率,只能通过强硬弹压平息骚乱,甚至说出一些美国人听了都瞠目结舌的狠话。

这种弹压就算能暂时平息骚乱,它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吗?显然不能,只要导致骚乱产生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就会不断发生零星冲突,在特定时候甚至会变成庞大社会暴动。跟香港对比,美国已经有严密的国安立法,没有任何外力能介入其内政,依然能经常爆发各种骚乱,香港在缺乏各种政治手段的情况下,只要有人点火,就将持续发生骚乱。

在做完这个类比之后,我们再看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最近就“什么是香港主要问题”的表述。他说“香港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困扰基层民众的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或者利益阶层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等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当然是香港面对的重要问题,是非常突出的问题,但就像美国正在发生的社会骚乱一样,如果只看到冲突表面的种族歧视问题,如何解释美国已经有过无数次种族政策改革和社会运动?连黑人总统都有了,为什么还是没有解决。如果至今都看不到更深层次的经济民生问题,或者只是将政治问题作为主要问题,那是错诊了问题病根。

就像特朗普一样,如果香港只推动平息骚乱,强势打击港独和分离主义势力,阻止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或许不能将政治干扰连根拔起。重视国安与主权问题是必须的,这本就是中央的权力,又是香港应该承担的责任,绝对正确。但这决不代表经济民生问题不是主要问题,或者将经济民生设定为次要问题,没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为经济问题是小问题,那就是错误的。经济问题如此隐蔽,这么多年都没有处理好,本身就说明其复杂性。政治问题如此明显,中央出手就可以解决一大半,两者的表现本身就说明了经济问题相对于政治问题更难处理。我们担心即便制定了港版国安法,但对民生问题认识不足,大家都只会在政治问题上迷路,实现不了香港的二次回归。

我们一直认为,香港的主要问题是自殖民地时代就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经济和价值观是结构里的主要问题,也就是结构性的贫富不均、阶层固化,导致大量年轻人和社会基层对生活感到不满,而港府和中央对问题不断恶化缺乏认识。这些不满在回归后不仅未能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强化,加上香港的国家认同教育基本缺失,就在一些政治煽动与论述牵引下,转化为对内地和中央政府的不满和仇恨,港独及分离主义因此产生。所以,如果香港只是聚焦在国安法,不进行社会改革,那只是治标不治本,就如新疆问题,只是用镇压能够彻底处理好吗?中央早已看见问题的本质,所以调整了对策,成绩逐步显现。“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否能行稳致远,除了解决政治问题,最彻底的还是要解决经济民生矛盾。将香港表面的繁华错误以为它和新疆之间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那是要犯错误的。

香港和美国的情况本质上没有差异。美国是因其制度引发的结构困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经济民生挑战;香港也存在靠自身无法认识的经济结构缺陷,但香港有一个强势的、对社会公平以及政治经济辩证关系有着深刻认识的中央政府,特别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很有机会通过深刻改革,调整既得利益结构,彻底化解这些结构性挑战。

另外,有关香港“一国两制”在2047年之后的命运问题,我们也宁愿相信张晓明的说法只是一句善意提醒。“一国两制”是十九大确定的14项治国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了这项基本制度。它是国家的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基因,不是对香港或台湾的“恩赐”。中央让香港和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是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不能将其说成是“恩赐”或“交换”。事实上,积极坚持和完整落实“一国两制”更有利于打击分裂势力,让人感觉有“威胁”的口吻,只会迎合推销“揽炒”论的人,不利于团结多数,特别是国安法立法决定已经让大多数人回归理性的情况下。

我们深信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但是外界及不少香港人对此缺乏信心。这一次中央直接出手立法后,很多人都认为“一国两制”进入倒数期,台湾在民进党蔡英文政府的操弄下,对这种制度安排的抗拒情绪也达到了顶峰。那么在这个时候,作为有影响力的中央治港官员,更应该帮助香港社会认识到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坚持,而不是以威胁的口吻来警告香港市民可能会被人大改变。更重要就是对大多数支持和坚持“一国两制”的香港人,不能让他们感受自己会因为这场动乱而“受罚”,强化香港内部的撕裂,事实上,团结他们,进一步发挥香港的制度示范作用,必然打击港独及分裂势力,更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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