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或猜忌——国安法之后的“二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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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立法在香港已经持续争论了十七年,依然无法完成,加上香港近年社会骚乱、“自决”与“港独”意识抬头,中央决定主动立法,据闻人大常委将于本月底完成审议,港区国安法会在通过之后即时生效。这次中央立法与2003年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内容有重大差异。国安法的实施由香港司法体系负责,特首是香港国家安全机制的主要责任人,这样的安排释除了大多数港人的疑虑,但中央立法包括在香港设置“国安公署”,委派“国安顾问”,小部分案件因“特殊情形”将转由内地国安人员处理,如此架构亦会让港人再次感到忧虑。

稍微年长的香港人都熟悉“忧虑”这个词,因为在香港回归过程中,它不断重复出现。从八十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忧虑的感受此起彼伏,早期甚至因为忧虑而发生港元贬值、资金外流、楼价暴跌,超市抢购等情况;六四事件让忧虑再次冒起,接近九七回归的时候又重新出现。回归之后,对于一部分人,忧虑从来没有减少,每一次发生不论大小的政治争议,忧虑都会成为舆论惯常用语。2003年因为国家安全立法,“忧虑”又一次成为市民的口头禅,政客当然利用机会,继续强化忧虑,目的是要巩固自己与市民之间的联系,占据话语权,这是选举政治的方便手段。自此以后,忧虑成为香港政治的最常用武器,它一方面激化市民与中央之间的猜忌与偏见,另一方面通过不信任固化忧虑,让“反对政治”逐步成为香港政治的主流形式。

国安法的实施由香港司法体系负责,特首为香港国家安全机制的主要责任人。(HK01)

抗拒信任只会固化偏见

香港与中央政府长时期发生的冲突都源于两地之间猜忌、偏见以及不信任关系,结果就是去年的反修例骚乱和最近的人大国安立法。一些曾经反对23条立法的政治人物最近转换立场,认为香港自行立法未必不好,但它已经无法改变中央为港立法的决心。就算香港尽快自行立法,履行宪制责任,中央亦不会在香港完成立法之后,撤回或调整这一次的港区国安法。理由很简单,如果香港人一直对内地缺乏信任,中央亦会失去对香港的政治信任。中央当然应该尽量了解香港的民情,但香港社会也应该彻底检讨自己的猜忌与偏见,认真反思央港互信的必要性以及“一国两制”的现实与真正意义,理清国家安全与“一国两制”的关系、香港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国家安全责任,以及检视自己是否真的坚持和深信“一国两制”。我坚信,与中央政府进行政治对抗绝非香港人的原意,许多参与反修例示威的人只是要表达对香港政府的怨气和怒气。民粹政客以为可以借题发挥,扭曲“逃犯条例”为“送中条例”,甚至不惜铤而走险,鼓励社会破坏、激发骚乱,鼓吹外国政府制裁中国,变相走上“叛乱”的道路,但这是香港人希望参与的政治吗?

大多数人的政治认识是浅薄的,未必看得见政客如何因为私利刻意扭曲怨气和怒气的源头和性质,诱使普罗市民将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巩固已有的猜忌与偏见,更直接介入中美主权之间的政治斗争,甚至意图改变香港与中央关系的性质,走上与“一国两制”背道而驰的政治道路,结果是践踏了“一国”的红线。然而, 任人利用的代价沉重,当中央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行使“全面管治权”,市民面对泰山压顶,却也只能无奈地有种被迫陪葬的感觉。香港人必须反思究竟是要在稳定的社会里安居乐业,还是要追求独立建国的海市蜃楼?究竟是要维护“一国两制”,还是沉溺于“一国一制”的忧虑,甚至幻想只有香港的“这一国、这一制”?究竟是要维护国家安全,还是要成为国家安全的缺口?

国家安全显然是以一个国家为主体,英国的国家安全绝不会以美国的利益为依归,法国的国家安全同样不考虑德国人对安全的要求。香港没有自身的国家安全议题,就好像纽约或东京不会自己讨论国家安全,因为都不是国家。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是以中国的国家身份为主体,根据中国的国家安全要求,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参与建设国家安全体系,承担责任与扮演角色。部份人以为“一国两制”就是指香港与中央政府在国防与外交之外没有联系,这是错误的。相反,因为“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根本原则,香港必须直接参与国家安全的工作;作为“两制”的一部份,香港在推进国家安全工作过程中,或许会出现形式或程序上与内地城市的差异,但本质上依然是国家安全整体考虑的一部份。任何因为“两制”而要将中港关系断裂或分割的想像和行为都毫无意义。部份政治人物希望通过混淆国家安全与民主自由的关系,激化社会上一般人对国家安全的误解,挑拨离间香港与中央的关系。这种举动无法成功,只可能让香港人产生更大忧虑,制造社会不安。香港必须自己建立国家安全与“一国两制”究竟是什么关系的基础认识,才可能避免受到外部的煽惑与消极影响。

香港人必须反思究竟是要维护“一国两制”,还是沉溺于“一国一制”的忧虑,甚至幻想只有香港的“这一国、这一制”?(中新社)

向政治投机说不

现在的香港确实让不少人生活不安稳,梦想难以实现,但对生活沮丧就应该在政治上投机吗?显然不是,更何况这是以卵击石。解决问题的方法既应该是在事业上拼搏,争取实现梦想,也应该是推动政府改革经济民生的施政,让香港真正成为香港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国家安全与个人生活从来不是二中选一,只有政治投机者才会借机会颠倒是非、浑水摸鱼。中央对国家安全强势立法,只是回应政治投机者挑衅的一部分,拨乱反正的措施也许陆续有来,包括修改《基本法》。大家应该想想,如果对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利益的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袖手旁观,甚至在旁呐喊助威,以为自己没有直接参与就不需要承担责任,这种暧昧和投机的态度算是聪明吗?大家更应该认真思考如何选择,是要积极建设繁荣稳定的香港,还是走上与国家分道扬镳,波涛汹涌的险路?香港是要做中国对外开放的领航者,作为与国家共荣辱的特别行政区,还是要与国家割裂,为一小部分投机政客的痴心妄想赔上家庭与事业?

过去十多年香港政治究竟发生什么变化,让“港独”和激进政治成为年轻人的主要政治诉求,迫使中央即时立法,而且要杜绝恶毒的政治主张,让它们从香港人的意识中,特别是从年轻人的意识中彻底消失?年轻人正处于思想和判断能力的发展阶段,不具备成熟的法律承担能力,法律甚至要求为未成年人委任监护人,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轨迹,而不是年龄歧视。年轻人是香港大家庭的年轻人,如果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对他们的变化不闻不问,甚至蓄意误导他们,就是犯下十恶不赦的错误。反过来,如果只是用粗暴手法高压对待,同样无法根本解决问题。香港社会必须建立共识,齐心协力为年轻人创造环境,让他们摆脱政治魔咒,积极认识香港的政治定位与“一国两制”的重要作用,重新建立对国家与香港关系的认识,认真建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只有这样,香港才能积极发展“一国两制”,香港人才能成为傲立于中国和国际的群体。

过去十多年香港政治发生什么变化,让“港独”和激进政治成为年轻人的主要政治诉求,迫使中央即时立法?(美联社)

起点是三大基本认识

香港应该以重新认识“一国两制”来启动“二次回归”,这是香港应该探讨的唯一出路,而它必须对今天香港情况的来龙去脉有基本认识。我认为这种基本认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

首先,《香港01》从创立开始就强调“公平正义”是任何现代社会必须坚守的底线,它既可以为市民提供幸福生活,亦是推翻繁荣假像的政治杠杆。香港表面上是现代社会,用国际间任何衡量财富的标准来看都是富裕的,但却避免不了长时期陷入矛盾和动荡,原因正是社会不存在现实作用的“公平正义”。美国的民主自由为什么解决不了种族歧视?同样是因为它的制度完全不重视“公平正义”。两者的共通点是:现代与财富在缺乏“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无法保证社会的繁荣与稳定;民主与自由如果不是建立在“公平正义”之上,种族歧视和贫富冲突无法缓解。试问,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能维持其繁荣假像多久?财富如果无法有效分配,社会可能安稳吗?有效分配是合理分配,不是平均分配,更不是被一些人丑化为苏联共产社会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从来没有要求大多数人牺牲自己的利益,部分人自私地将自由经济扭曲为放任经济,让大多数人利益被少数人剥夺,这才是真正的奸诈与虚伪。改革分配并不就是共产主义,而是要让经济增长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新加坡和德国在这方面都做得不错。香港人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就业群体,即使工时长工资低,在狭小空间蜗居,也任劳任怨。当付出长期无法得到合理回报,他们表达怨气和怒气又何罪之有?我绝不认同暴力,但控诉社会不公却是合情合理的,一旦造成混乱,责任必然和完全是政府的。缺乏公平正义是香港社会所有矛盾的根本源头,已经恶化为挑战经济和政治稳定的病毒,如果不全面改革,其他一切对稳定的努力都只是镜花水月。

其次,香港政治已经彻底进入民粹阶段,全面恶质化,形成了“敌对政治”模式,不只是西方流行的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政治攻防,甚至挑战香港隶属的国家主权。香港一些反对派政治人物竟然无视主权原则,以致发生践踏“一国”底线的政治投机行为。他们口头上坚持“一国两制”,却将香港政治当作主权政治,无视香港只是“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将“香港人”和“中国人”放在争议的两端,结果是当中央政府强势行使主权,他们只能尴尬回避。民主自由是大多数现代人所争取的目标,香港人要争取当然合情合理,但无论是政治投机还是不切实际的抗争,都不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民主制度。《香港01》主张树立“香港公民”身份,以突显“一国两制”赋予香港人的独特权利,但“香港公民”必然归属于“中国公民”这个大家庭。作为国家“公民”的当家作主是以国家为主体,但作为主权国家里的城市,就算是“特别行政区”,亦绝不具备同样意义的政治权力。一些政客故意扭曲,而且毫无边际地蛊惑年轻人,企图将香港与内地对立起来,将香港与中美政治捆绑一起,任性地介入主权政治,中央政府岂能坐视不理?香港人如果意识不到这是引火自焚,又用什么理据去怪责中央直接为香港立国安法?国家安全立法会否约束港人重视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当然是大家应该关心的。到目前为止,各种迹象显示中央坚持最大程度上照顾香港人对立法的疑虑,在香港政治形势如此复杂的背景里,这种信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启示,只要细腻咀嚼与消化,就能体会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坚持与信任。

最后,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市民估计不会对世界近年的变化毫无警觉。世界政治被西方统领接近两百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逐步崛起正在挑战原来的权力格局。以往的历史说明,一旦权力格局发生变化,通常伴随着战争的到来,这一次能否例外,视乎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能否成熟应对。十年前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洲”就是为了围堵中国,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同样是回应中国的崛起。中美近年的贸易战毫无悬念就是一场围堵战役,目前依然进行的科技战与国家安全斗争是围堵战役的纵深发展。当两岸交往触礁,香港政治动荡,美国积极介入,借机削弱中国复兴动力的企图非常明显。把香港不稳归咎于外国势力主导或许不符合事实,但认为外国势力没有在动荡中推波助澜、趁火打劫,何尝不是幼稚判断?中央的国家安全立法既是要防守,也是要预防。作为主权国,中央政府因为反修例骚乱而要为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全面应对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敌对政治势力的威胁,无可厚非,这是任何成熟国家惯常和必要的政治和法律手段。香港应该坚持自己作为国际城市的角色,但如果无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权力更迭,对中国崛起以及地缘政治的重构视而不见,在进退失据的情况下只会被边缘化,由中央直接承担本应香港自己完成的工作。

“一国两制”依然是解决方案

中国的崛起必然威胁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历史不止一次预警摩擦将会出现,现实形势证明冲突无法避免。只要摩擦和冲突不恶化为战争,大多数人仍可释怀。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港人竟然请求其他国家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甚至提出制裁自己的国家,这是完全无视自己的政治身份,也彻底抵触现代国家及公民最基础的政治道德。这种情况绝对不应容许持续,更不能借用“一国两制”来拒绝承担国家安全责任。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分别不大,既是出于利益争夺,亦可能是因为认识不深造成误会,交往久了,大家如果秉持开放与包容,矛盾终会解决。无论是利益争夺或是认识不深,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彻底与全面。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既有协作亦有斗争,国家安全立法就是从国家内部消除危害国家安全隐患的法律手段,亦是对可能的犯罪者提出警示,帮助他们不至于陷入法网。如果国与国之间都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依归,摒弃意识形态偏见,拒绝将自己不认同或不熟悉的制度妖魔化,更不低估各方维护自身利益的坚持,用大智大勇化解矛盾,世界和平还是指日可待。人类如果无法从长年战争中汲取教训减少冲突,只会是对人类智慧的自我羞辱。

香港不少政治群体与中央政府之间极度缺乏相互信任,然而回归二十三年以来,香港的生活模式没有丝毫改变,社会政治活动百花齐放,甚至发展为世界著名的“示威之都”,这足以证明中央在处理香港事务时极为克制,尊重“一国两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两地之间的信任持续恶化?首先,传统民主派政党的新生代偏离共识与妥协等价值,应对近年兴起的民粹政治毫无抗御能力,甚至被其牵制,失去曾经赖以获得市民敬重的政治理性;同时,民粹政治力量完全缺乏自我约束,只知道任意绑架香港人的忧虑,随意践踏“一国”红线,就好像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毫无原则,更无道德,逐步从歧视内地人的仇外态度转变为主张陆港区隔,由“本土”恶化为“自决”与“港独”。在极端思想影响下,和平占中变为旺角骚乱,就连以专业形象示人的公民党也提出“港人自决”。如果法律界精英和大学教授都能够被民粹政治利用,失去方向和原则,香港社会走向极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就是早晚的事。中央政府提高警惕,主动立法也就不再是小题大做,甚至是应有之意。

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是因为与内地有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与生活习惯。英殖时期,英国政府对香港有完全管治权,香港人从不质疑殖民地政府维护英国国家安全的安排,港英政府的“政治部”监控民间政治力量并没有被民主派政党抗议。回归之后,香港人的民主自由意识上升,对任何可能影响民主自由的措施更为敏感,这是进步。但作为中国与西方经济政治交往的中心,香港局势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机会亦同样在上升。回归时,中西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明显,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微不足道。今天中西实力对比已经发生彻底改变,港人应该思考如何适应。大家对此不习惯可以理解,许多人对国家的意识不清晰与不坚定也是事实,但就算这样亦不能拒绝承担宪制和“一国两制”的责任。

携手改革 消除猜忌与偏见

逃避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猜忌只会加深和固化已有的偏见。由于中央和香港政府都没有正确认识回归之后香港面对的挑战,两地之间的隔阂没有因为回归而有所减少。事实上,中国在香港回归之后发生巨变,经济强势崛起,香港人的生活已经直接和间接地被内地经济的磁吸作用所主导、主次易位。香港一直利用国家的发展为自己创造财富,只是香港的制度没有将财富有效分配,甚至激化香港回归前已经存在的结构性不公平,让年轻人无法解决生活和事业上的挑战。如果香港继续深化与内地经济连接,继续发挥自己作为中国最开放和最自由特别行政区的优势,对香港的分配制度推动合理公平的改革,香港将切实感受到自己与国家的利益共享、荣辱与共。相反,如果继续坚持猜忌与偏见,香港人的忧虑将持续上升,任何管理手段都无法避免情况的恶化。

信任是化解权力冲突的有效方法,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极大的两个群体。由于存在不信任,就有机会被某些人利用以求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逆其道而行、见缝插针,继续鼓吹两地区隔。如何扭转相互不信任的状况,是香港市民与中央都应该专注的紧迫任务,它直接影响“一国两制”的发展与建设。任何现代国家都不会将国安权力下放到一个城市手上,但中央却通过国家安全立法将国安执法和审讯的重大责任委托香港政府,考虑到近年发生的冲突,这是极大的信任;同时,中央保留了介入的权力,这是因为对香港依然存在一些不信任。香港社会应该用信任回馈信任,以信任消除猜忌、化解偏见,包括彻底消除中央政府对香港剩下的顾虑。只要大家坦诚认识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坚持,深切明白中央一直通过各种手段巩固和发展香港的优势,希望香港的繁荣稳定得到保障,并且意识到香港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强化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与中央共同推动改革,就能彻底化解正在积累的不信任感。

在去年的骚乱中,一些人希望中央动用解放军或武警平息香港的动荡,以为这样可以证明中央的专制,甚至美化其为“揽炒”,但事情没有发生。中央在骚乱发生之后依然坚持“一国两制”,在制订国安法之后依然依靠香港的司法力量,就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到“揽炒”如何荒谬和低级,其鼓吹者如何制造谎言和假新闻,立意分化香港的内部团结。事实上,如果真的要“炒”,那也只会是“自炒”。

误解只能通过认识才能化解,这是香港人应该坚持的;拒绝认识就是鸵鸟,刻意将问题激化、扭曲事实更是罪大恶极,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多数香港人确实不愿意看见中央制定港版国安立法,但估计越来愈多人会相信中央的做法是合理的,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更会开始认识它是用来应对极端政治的苦口良药。香港虽然是个小地方,对中央有误解的市民很多,但香港人并不缺乏智慧,一段时间的冷静之后,大家都会看清混沌表像背后的事实。鼠目寸光的政客又能否看得清这里的政治?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或者看得见对手的巨大?

(本文转自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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