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回归后的身份再塑:国安法与香港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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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国安法”于6月30日晚间11时正式生效,成了2019年反修例民运后的香港舆论新焦点。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的认同矛盾便长期在一国两制后隐遁,直至近年才以示威形貌浮上台面。而今,“一国”并未动摇,“两制”的存续却引发国际社会27个发达国家、70余个发展中国家间泾渭分明的划界,更在香港社会激起跌宕回响。

在去年的示威游行中,常常见到有激进示威者举港独旗帜,这种行为已经被写入了港版国安法。(HK01)

相互驳杂的身份意识

早年的香港,是中国南来者的天堂。所谓“南来者”意指逃离政治败局的精英与难民,既乘载对中原的政治疏离,也隐含自居文化正统的复杂想象。自辛亥革命始,香港经历过49年、62年与89年的移民潮,吸纳了各式的中国文化与意识形态想象,既有反共思潮,也有儒学复兴,更有万千大众对更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这般复杂局面在殖民与冷战的高压下,演化为驳杂的地方认同意识,“中国人”、“香港人”、“香港的中国人”等身份也成了繁复的多面体,各聚落阶级间互不隶属,也难以整合。此外香港的殖民经验也与邻近的台湾不同,后者因日本在殖民期间高度介入本土文化建构,以至于其主体至今仍与日本纠结,尽管殖民者已退败远去,台湾仍难抵抗这段历史。

香港则更为复杂,其一来受地缘因素影响,从未与中国远离,二来英国在香港推行的殖民教育并未普及,三来香港在殖民时期也持续接收大陆的知识精英,故仍有某些群体维持了相当深遂的中国认同。认同英国殖民体系者自也有之,但其并未形成全面宰制社会的霸权,以至于直到1970、1980乃至1990年代,海外香港留学生的同学会也向来以“中国学生会”为名。在历史前行中,香港认同就如繁复的万花筒,一路翻滚到了九七回归。

九七的变动,对香港人而言,或许是次历史意义上的认同叩问,人人被迫面对自己的中国想象,也重新思索自己究竟是谁,甚至爆发了海外移民潮;另一方面,北京也对此有所思考,最后决定以一国两制的形式统辖此处。然而彼时双方或许皆未料到,一种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香港认同”,会在回归后的岁月里悄然迸生。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23周年招待会。(Reuters)

一个国家,两种民族主义

就历史角度观之,“香港人”与“中国人”本是可相互兼容的两种身份,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数据显示,自1997年回归至2017年间,“香港人”这一身份的认同感并无明显变动,只由7.99上升至8.27,即便是经历2014年的占中运动也只有小幅震荡;而“中国人”这一认同则由回归之初的7.28微降至6.89,并曾在2008年来到8.09的高峰。由此可见,“香港人”与“中国人”两种身份认同,曾共存过极长时间。

然而若细看认同的年龄层分布,便可发觉些许潜藏趋势。在历年的“香港人”认同比例变动上,30岁以上者由97年的31.9%上升到了2017年的32.1%,但18至29岁者的认同,则由45.6%急升至69.7%;而在“中国人”认同上,30岁以上者由97年的18.6%微幅震荡至2017年的17.8%,但18至29岁者竟由16.1%急降至3.1%。

上述的代际分歧在2018年后愈发明显,尤其是经历2019年的反修例骚乱后,即便全港的“香港人”认同都有上升趋势,但对比30岁以上者的48.7%,18至29岁者的75%便显得十分惊人;而“中国人”认同的数据也有类似情况,30岁以上者尚有12%,但18到29岁者便只剩2.7%。

换句话说,在香港青年间,“香港人”与“中国人”有较高的趋势成为相互对抗的主体,形成“一个国家,两种民族主义”的态势。而之所以会有此种境况,与回归后的政经发展高度相关。

反修例骚乱后,全港的“香港人”认同有上升趋势。(多维新闻/羅君豪攝)

拒斥中国成为主体来源

如今的香港青年多生于九七回归的前后十年,有些甚至从未经历殖民洗礼,却在拒斥中国上高度共鸣,首因之一,便是社会分配的不平等。

回归之后,香港的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导致青年间蜗居现象普遍,社会也孕育了隐形共识:内地资产家炒地皮,导致香港人无房可居。此外,随着流动门坎降低,许多来自内地的孕妇涌入香港生产,令当地本就稀缺的医疗资源愈发捉襟见肘,其他尚有精英学校的名额、婴儿奶粉、疫苗、内地游客干扰居民生活等议题,在在削弱了香港青年世代对中国的认同感。

面对生活的巨大压力,香港出现了与台湾类似的现象,即将拒斥中国的情绪,化作主体来源,以在残酷的现实前求取精神尊严。过去冷战与殖民期间的驳杂认同,也在此一愤怒沮丧下,逐渐团结,熔为青年间的连带意识。这些青年虽多未经历殖民统治,却在现实压力下,转而求索殖民文化的先进性,居高临下地凝视作为文化母国的中国。

而在此一情绪萌芽间,一国两制的名统实分也加剧了分化倾向。回顾1980年代设计此制时,中共适逢文化大革命败退、社会主义潮落,一国两制的提出,为的是阻却资本主义藉香港回归之机渗透,并确保社会主义的一定地位。然而当经济与社会自信逆转后,此制的空间反而成了地方民族主义的沃土。

香港社会存在严重的民生问题,底层香港人居住条件极差。(Getty)

地缘斗争加剧意识对抗

而在内部因素外,国际政治的格局变动也激化了跨界人群的意识形态斗争。综观香港近代史,此处曾是中西文化桥梁、资本与社会主义窗口,但这般荟萃的模糊性,如今已被选边的压力撕裂。

冷战结束后,“美利坚盛世”的春风席卷世界,各地普遍沉浸在资本主义与民主必胜的氛围中,彼时中国尚未成为新的发展模式代表,故与香港共享了某种社会与资本主义间的桥梁身份。

然而如今中国已非吴下阿蒙,以美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开始了政经反扑,一方面围剿中国以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等方式推行“新殖民主义”,一方面以中美贸易战等经济途径打压。在此般氛围下,香港与台湾等中间地带必然首先面临表态压力,香港即便回归,仍在一国两制的政治空间内,萌生了认同斗争,并在索求殖民文化的脉络下,逐渐倒向西方阵营。

由长远的认同形塑视角观之,如今的“港版国安法”,可谓是中国对国际格局变动的调适,与对香港认同的回应。从殖民、冷战到一国两制,这座城市的中国想象不断变动,国安法是否能再造新一代香港人的中国认同,有待时间酝酿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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