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抗命歧途倒逼修法 香港反对派输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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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本法”之后最重要的涉港法案,港版国安法的开创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从中既能看出北京对过去数年香港情况的“愤怒”,也能看到中南海试图努力保持“一国”与“两制”,自由与安全两种价值观的平衡。该法条出台后,有人断言“一国两制已死”,有人说这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压舱石,众说不休,我们又当如何解读和认识这部“港版国安法”?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本文为系列采访第三篇(共四篇)。

系列采访第一篇:【港版国安法】北京全面管治权不再是“没牙的老虎”

系列采访第二篇:北京学者:习近平传承毛泽东 国安立法终结香港“无政府”状态

系列采访第四篇:【港版国安法】后顾之忧已解除 香港会放开普选吗

多维:港版国安法为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实现了制度兜底,但在整个香港问题上,港版国安法并不是“哈利•波特手中的魔法棒”,接下来香港仍然面临全面改革的课题,包括教育改革、产业改革、经济改革等方方面面。

田飞龙:我觉得香港的教育改革会是下一步的重点。

多维:香港之前已经发生过教改风波、中学历史试题风波等等,中央的“手”会在教育改革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采取与国安立法类似的方式吗?

田飞龙: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在法理上是很正常的,各个国家都是如此,但是教育权力毕竟由基本法授权,并且教育属于地方自治事务,顶多是中央在香港的教育问题上有监督权,监督香港去改革教育,让特区政府采取更大的力度对教育体系进行整顿,也就是说中央还得借助特区政府的力量。在这方面香港的教育局长很关键。

多维:教育局长日前已经表态了,说国安立法之后,要展开国家安全教育。

田飞龙:不光是教育局长,国安立法之后,香港的所有公务员都受到震动,因为他一不小心犯了国安法的话,他就再不能参选与担任公职,所以将来国安法会制造更多的爱国建制派。

多维:港版国安法的溢出效应很大。

田飞龙:对,相当于从根本上为香港立了政治规矩。

多维: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反对派原本打算要“夺权”,现在不少泛民政治人物恐怕连参选都成问题。

田飞龙:像黄之锋这样的人,即便没有国安法,他也拿不到参选资格。当然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泛民主派都挡在参选的门外,香港的民主政治还是要在结构上保持一定的均衡状态,最好是建制派仍然占多数。但是人心最难测,我至今也很难评估国安立法对于立法会选举的影响,最后是正面的影响多,还是负面的多。这在根本上取决于香港人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如果之前是稀里糊涂、机会主义的状态,国安法或许可以帮助其反思和调整。

多维:也就是说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可能会与去年的区议会选举一样,变成又一次香港社会的“人心测试?”

田飞龙:当人们通过街头游行示威来表达抗议的机会比较少的时候,政治上的怨恨情绪怎么发泄呢?只能在一种比较安全的秘密投票里面表现出来。

出台港版国安法,中央其实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一方面中央如果什么都不做,最后可能会丢失香港的管治权;另外一方面,中央出手制订港版国安法,把制度的根基打好之后,虽然同样有建制派选举失利的风险,但中央直接掌握了管治权。不管怎么选,选出来的人不过是行使基本法授权的高度自治权中的某一种,如果首先在结构上开始增加中央管治权,就相当于增发股票一样,高度自治权相应就受到限制了。选出来的人第一要遵守香港国安法,有规矩,有边界,第二香港国安法确定的中央管治权跟你没关系,是在你之上的直接管治权和监督权。

选举是分蛋糕,立法是做蛋糕。国安法也已列入基本法,成为基本法的一部分,因此退一步讲,就算反对派控制了立法会,不管想要出台什么样的“反中”法案,你可以走立法程序,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说这个法案违反基本法,无效。反对派发过来多少,中央就可以发回去多少,所以反对派即便选上了也没用。而且如果掌权的反对派涉嫌破坏香港特区宪制秩序,还可能直接触犯国安法,被治罪和取消资格。就像你刚才引用的那个观点,“要学会认识国家,学会与中央打交道”,想通过任何的伎俩和小聪明来和国家斗,斗来斗去最后还是你输。

在2019年11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泛民阵营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AP)

田飞龙:香港去年的区议会选举,不是泛民大胜吗?泛民一下赢得那么多议席,你觉得这个是好事吗?这一下子触发了中央的恐慌,下决心马上行动。因为这个选举结果让国家感到了政治上不安全,不安全就会采取行动,除非反对派真的有能力让香港完全从中国分离出去或者独立,否则你觉得摆脱不了一国两制的国家框架,还要在里面“玩游戏”的话,那就一定要让你最主要的对手有基本的安全感。如果一味只看到自己的地盘利益,幻想着可以一步步往前走,那对不起,走到一定程度就走不动了。政治的本质其实是力量对比,而不是一种想象中的计算机游戏程序。

现在回过头来看,反修例是个虚假的高潮,一场关于香港走向“完全自治”的梦幻。现在梦醒了,通过选举再怎么样也达不到那个目标。即便选上,极端反对派也很容易因为触犯国安法而被DQ(Disqualified,虢夺资格),所以选上也没用。而且我相信今后选上的人,他们会规规矩矩的遵守国安法,毕竟好不容易才选上立法会议员,再有什么激进行动不仅要坐牢,议员资格也丢了,收入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定会规规矩矩的。如此,香港民主政治才有望回到理性的法治轨道,切合“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

多维:如果没有反修例运动,北京可能也不会直接出手订立港版国安法。

田飞龙:是的,没有反修例,顺着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逻辑下去,香港的民主环境反而会更宽松。反修例让国家真正感觉到一国两制里面的危机与制度威胁,尤其是看到外国的间谍在香港街头公然指挥示威行动,而港府的“止暴制乱”一年之内没什么大的进展,抓捕的9,000多人中还有5,000多人压在那儿,迟迟无法完成司法程序的消化,法治权威被悬空。

这也是为什么我专门写了一本书,标题叫《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就讲反修例的来龙去脉和深远影响,以及中央可能的反制与管治逻辑。“抗命”在2013年占中运动的时候还是“实验版”,到反修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反革命版”,所以“抗命”走入歧途,香港的反修例与两制的畸变,已经不是常规的秩序与法制所能够框住的,突破了底线,必须要用中央直接管治、直接出手的方式才能挽救。

特区政府事实上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第一,港府自己也认为没有能力在任期内完成23条立法,或者说在香港没人有这个信心,这是人所共知的;第二,香港警队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可“止暴制乱”还是不断的留有“尾巴”,始终无法彻底完成。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高度自治与中央管治就是这样,自治不足的时候中央必然出手,这是一国两制本身制度配合的原理。同样,在香港国安法所管辖的问题上也是,自治机关的执法能力不够的时候,中央必须直接管辖,不能够使这些挑战或者违法行为在管辖上落空,不能让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逍遥法外。如果香港本身自治能力强, “止暴制乱”完成的快,香港法院效率也高,反修例的危害能够自行消化掉,中央也不会出手。可如今香港搞成这个烂摊子,中央要出手,港府连反对的理由都不好提。

所以一国两制是有弹性的,自治能力强,有政治共识,维护好现有秩序的话,中央会省很多事;如果自治能力捉襟见肘,中央负担就重了,负担重就意味着中央要抗在肩上的权力就多了。国安法之后,中央需要监督香港在教育和社会文化土壤方面的改良,更系统的去推动“人心回归”。另外一个是融合发展方面,香港与大湾区,包括香港与海南自贸区之间如何创造合作空间,中央还是会想各种办法支持香港,维持住它的国际地位,这对一国两制的成功,对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都是有利的。

中国政府出台的“大湾区”规划是香港应该牢牢抓住的发展机遇。(视觉中国)

田飞龙:国安法真不是为了改变一国两制,它只是为了使香港永远是中国的香港。在完成这一点之后,香港拥有的功能,它的繁荣稳定,它对国家改革开放的作用,相信中央还会在制度与政策上全力支持。香港人只要想通这一点,不做政治上的非分之想,在一国两制允许的框架内做事,那么香港的繁荣稳定还是没问题的,只要中国市场持续对外开放,香港总能用它的独特优势来分一杯羹。

但如果你钻政治牛角尖,一定要跟国家对抗,一定要做“冷战”的棋子,替美国冲锋陷阵,那对不起,是你自己选择当炮灰,只能灰飞烟灭。所以“香港众志”解散就很好的说明了问题,“香港众志”本来想做“港独”的“众志成城”,结果现在(变成)“众志成灰”。

多维:你刚刚提到海南自贸港,你认为香港与海南自贸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将怎么实现?

田飞龙:香港如果不想被取代(不要说香港不可能被取代,如果它不努力肯定会被取代),它就要对周边,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积极参与进去,将自身的优势积极转化、辐射出去,不要再局限于香港本地。香港除了金融之外,得有其他产业,要向周边走出去,否则香港广大的社会中下阶层收入怎么增加?自信心怎么来?从哪儿融入国家?

特区政府以后做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有个向外延展的发展规划,自己要主动,不能老等着人家找上门,总以为自己还是那个“金媳妇”似的。其实在内地很多人看来,香港从原来的“贵妇”,现在变得像个“怨妇”一样,不讨人喜欢。

多维:不过香港自身的一些优势条件,周边的内地城市短时间内还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田飞龙:没有办法替代不是让你来要挟的。而且从人类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讲,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城市是不可替代的。美国是不可替代的吗?慢慢就会被替代。古罗马帝国曾经认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现在它在哪里?大英帝国曾经认为自己是“日不落”的,现在英伦三岛都面临着“散伙儿”的风险。没有青春是不会流逝的,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不可替代不能成为香港虚荣自大的修辞,香港有的只是暂时的比较优势,优势不是用来要挟的,优势是用来转化与利用的。

香港发展问题就是人心齐,要致力向外溢出。香港还是有很多专业人才,有很聪明的投资者,需要利用好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的机遇,把香港资本投放出去,参与地缘经济整合,从中获得自己新的利益,这样才会为“新香港”带来生机。局限于香港本地的话,我觉得发展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多维:近期有学者发文表示,香港最根本的立足点并不是自由贸易、货物转口,而是作为一个中国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而存在,供全世界的资本投资中国。

田飞龙:但香港不能只有金融,金融业一家独大,几百万港人并不能全部从中受益,这也正是香港贫富分化严重、收入极端分化的原因。金融是香港的优势,但香港不能单靠金融,不能让产业缺乏梯度、就业缺乏梯度。大部分人月入只有一万左右港币,只有金融业一枝独秀,这个社会是畸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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