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港如何避免“好心办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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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修例风波一周年之际,北京治港动作不断,先是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简称“两办”)高调发声,以法律语言“亮剑”,后是制定“港版国安法”。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些动作?这些动作对于北京治港政策意味着什么?为何相比于香港回归初期的“井水不犯河水”,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会发生如此大变化?面对陆港两地的不同,北京治港政策怎样才能在“两制”下的香港避免“好心办坏事”?《多维CN》058期(2020年06月刊)专门用封面故事文章《修例风波一周年北京治港政策已变》来解读上述问题。鉴于篇幅缘故,现将原文分为三篇刊载,此文是第三篇。

近年来尤其是当下,事实再清楚不过,曾经深刻影响治港工作的“井水不犯河水”已经成为过往,不论政策宣示层面还是具体执行层面,积极的“一国两制”正在加速到来。但积极的“一国两制”不是激进的“一国两制”,更不是让港人误以为要削弱或取消“一国两制”,而是在宪法、《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下直面香港面临的问题,北京与港人一起,协力解决问题,完善和优化“一国两制”的发展。考虑到香港问题在根源上仍是殖民地时期遗留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长期积累,错综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京治港团队尤其需要耐心和智慧,避免“好心办坏事”。

第一,吸取修例风波的教训,注意方法和出台政策的科学性,及时掌握港人心理和社会脉搏的变化,懂得春风化雨和循序渐进的智慧,给港人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要看到,香港社会对内地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和疑虑。不光因为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的港英殖民统治期间,香港人深受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耳濡目染,长期接受殖民教育形成了比较特殊的集体心理意识,对于内地威权主义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抵触,而且港人主体是内地逃难移民的后代,对内地的认知深受反右、大饥荒、文革和“六四”事件等影响。这是香港最大客观现实,忽视这一现实,任何治港政策都不可能顺利实施。修例风波就是非常深刻的教训,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初衷是为了填补司法漏洞,但忽略了香港现实,推行手法笨拙,以至于弄巧成拙,酿成那么大的管治危机。最近,泛民呛声“两办”,抵制《国歌法》和“港版国安法”,同样反映了香港社会的抵触心理。这有力说明了任何治港政策的有效落实,都必须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时刻注意港人心理承受力,改进工作方法。

前段时间,香港中联办地位之争的背后,其实反映过去北京治港工作忽略了运用法律来化解分歧。(HK01)

第二,学会运用法律思维来看待并解决问题,推动治港工作从政治治港转向依法治港。“两办”主要是中联办是否违反《基本法》第22条,“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之争的背后,固然有着诸如泛民太过一厢情愿,想当然地活在他们希望中联办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政治幻觉中,以及当时治港工作倾向消极无为,“两办”尤其是中联办的角色遮遮掩掩等原因,但同样也是由于治港团队没有及早用法律语言来消除误会。长期以来,中联办以事实上的北京驻港最高代表机构身份,履行北京赋予的职责,但作为陆港之间最大宪制共识的《基本法》,未有明确提及中联办。2000年中国国务院将新华社香港分社更名为中联办时,虽然赋予中联办五项职能,但没有明确宣示五项职能中的“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包含着对香港的监督权。这种忽视法律作用的情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对于与内地有“两制”之别、社会普遍崇尚法治的香港来说,依法治港就是落实“一国两制”内涵和本质的必然要求,治港团队要多尝试以港人听得进去的法律形式开展治港工作。

第三,目前北京治港政策和“两办”出招都偏向政治层面,对深层次结构性经济矛盾着墨不多。多维新闻曾反复呼吁,无论是占中运动、旺角骚乱,还是修例风波,虽然都有不同的诱因,但根源均为香港长期未能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经济矛盾。去年9月以来,面对修例风波所带来的深刻教训,北京治港团队对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严重性开始有所认识,多次公开呼吁解决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经济民生问题,但目前来看尚未见到成效,例如香港今年连续第十次登上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评选的房价最难负担城市榜首。在这一点上,治港团队确实应该考虑借鉴港督麦理浩(CrawfordMacLehose)的经验。当年麦理浩为了缓和六七暴动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有效解决房屋、教育、公共交通和反腐倡廉等市民关心的四大热点问题,收获了大量人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港英殖民政府尚且懂得如此争取人心,对香港繁荣发展负有“最大责任”的北京,面对大量生活窘迫、看不到未来希望的港人,岂能袖手旁观?尤其考虑到眼下受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夹击,港人的生存压力陡增,治港团队更应该在实现稳定社会环境后,帮助香港进行全面结构性改革,让社会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所有阶层。

刘晓波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人物。他的悲剧命运警醒着当代中国只有更好地保护人权,才有助于凝聚天下人心。(Getty)

第四,从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来审视香港问题,以内地“第五个现代化”来赢取香港人心。香港“一国两制”发展,从来不只是香港自己的事情,而是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修例风波的爆发,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港人对内地司法体系乃至整个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不认可。诚然,这背后有港人意识形态的原因,许多港人对内地认知还停留在文革、“六四”时期,但同样与内地治理体系与能力短板密不可分。内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践行自由、民主、法治等被社会公认合理的核心价值上,还存在相当多的短板和不足,不仅与港台等海外华人社会的期待存在相当差距,甚至与内地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诉求也存在激烈冲突。过于严厉的言论和社会管控,尚待完善的法治,仍然相当普遍的人治,动辄“一刀切”的基层治理,时常发生的侵犯人权案件,如刘晓波案、铜锣湾书商案等,都可能加深港人对内地治理的疑虑。孔子有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共近年来力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文德”。北京应该通过深化改革来补齐治理短板,彻底走出专制和人治的阴影。这既是内地人民所渴求的,亦有助于香港人心回归。

总而言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工作。“一国两制”作为一项伟大政治构想,成功解决了香港主权回归国家的问题,但过去一些年的治港政策,未能解决殖民地时代遗留的一系列问题,时至今日,令香港“一国两制”实践遭遇严峻挑战。为了“一国两制”继续展现生机魅力,北京近年来改变了治港政策,并在修例风波后加快步伐。对于香港社会来说,要明白香港已走到十字路口,与其继续不切实际地排拒北京的关切,拖延、耽搁香港发展,不如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增进与北京的互信,在换来更大空间的同时,推动城市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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