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港府智囊:押后选举非“清算” 香港抗争派为何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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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决定运用《紧急法》将原定于9月6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延迟一年,并将提请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如何处理立法会未来一年的“真空期”。针对香港立法会选举延期引发的猜测与争论,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以下为访谈实录。

随着香港第三波疫情的到来,特区政府宣布押后今年的立法会选举。(人民视觉)

多维:在政治猜忌攻讦频繁的现实下,香港推迟立法会选举一年,虽然有疫情反弹的现实压力,但不少人还是质疑这样的安排或有政治计算,也有人指摘建制派因害怕大败而逼使政府押后选举,还有观点认为中央在争取时间“清算”抗争派。对于立法会选举押后的安排,你怎么看?

刘兆佳:立法会押后的这个决定,反对派肯定会有一些阴谋论,香港大律师公会也用法律包装、从政治角度来反对,因为他们觉得押后选举为的就是不让建制派输,而且预设这之后有一个所谓真空期,出现立法机关,特区政府要推行一些对民主派不利的法律,让反对派往后的空间更窄。

但阴谋论归阴谋论,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社会好像除了反对派和一些法律界人士之外,并没有对此有很大的反对声音,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港人现在关心的、担忧的,或者说是害怕的,是疫情不受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的经济、就业、破产、倒闭这些情况。所以我看不到社会上有很多人关心立法会选举押后的问题,反而大家会松一口气,这样的安排至少避免了疫情大规模爆发的风险,进而产生其他严重的后果。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特区政府肯定主要还是考虑疫情的问题。很简单,如果顺利进行,当然没问题,但如果出现大问题甚至危机的话,特区政府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任何政府都不愿意承担一些他无法承担的政治责任。

至于你说是不是为了建制派的选情,我不觉得特区政府跟建制派的关系密切到会为了建制派的利益而得罪反对派,得罪外部势力,或者说得罪他们在香港的支持者。去年区议会选举特区政府也知道对建制派不利,建制派也有人提出要押后选举,或者把候选人的审查做的严谨一点,但是没有做,还是如期选举,导致现在区议会完全被一些激进派控制。所以说,不要以为特区政府与建制派的关系那么好,建制派自身也对特区政府有很多怨气,因为特区政府不太愿意照顾他们的利益。

好几个月前我就说过,我不认为反对派有能力拿到超过一半的议席,因为香港的民心、民意已经改变。经过一年多的暴乱,加上超过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香港不少人的思想、心态已经出现很大变化,他们现在关心的不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也不是政治斗争,而是一些跟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比如就业问题、防疫问题、民生问题等等,以及在美国的打压下香港的出路问题和“港版国安法”出台后北京可能的动作。

多维:你刚提到,从来不认为反对派能在立法会选举中获得过半议席,但去年区议会选举是建制派的惨败。当然,区议会选举到现在的立法会选举期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外部的、内部的,你认为这个周期里的诸多变化中,最关键的变化是什么?是香港民心、民意的变化吗?

刘兆佳:区议会选举也不能说建制派大败,因为区议会选举用的是单议席单票制,而且当时建制派也拿到了四成的选票,而且实际得票数还有增加,只不过反对派占比更多,基本盘没有改变过来。而在区议会选举之后,确实如你所说,发生了很多变化,加之在立法会选举中不需要很大选民投票或是意向改变,已经可以改变选举结果。

而在诸多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变化:第一,美国压制中国,尤其是压制香港的力度越来越狠,有些香港人已经产生了反美情绪,这是对反对派不利的;第二,中央强势出手,已经对反对派势力造成很大打击,反对派越多斗争越没好处,反而会招致中央进一步压缩他们的活动空间;第三,我刚才也说过,现在经过一年多的暴乱,很多人已经厌恶这种斗争,所以反对斗争的人数在增加,面对警察的一些行为,产生的舆论也很小了;此外,最关键的变化还是疫情。现在大家关心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生命问题、健康问题、经济问题、就业问题,所以就算美国天天骂中国,反对派每天也在骂,但社会上早已经没有人积极响应了,骂也骂不出什么结果来了。

多维:从北京的角度看,押后立法会选举带来的最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什么?尤其是在“港版国安法”推出的大背景下,特区政府还将提请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如何处理立法会未来一年的“真空期”。

刘兆佳:现在很难说清楚,因为很难说全面。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从中央的角度看,可能会考虑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现在香港的立法会是回归以来最差的立法会,暴力冲突、不断的拉布等等,立法会通过的法律很少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押后选举对特区政府在严峻环境下所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帮助?

其二,中央也会评估,一些跟外国势力勾结的反对派议员,是不是还愿意担任立法会议员?在未来一年时间里,他们还会不会一如既往阻扰特区政府施政,让特区政府没有办法正常运行,进而谋求在下期立法会选举中占据优势?

其三,面对香港立法真空的问题,人大要不要释法?经过过去一年多的角力,中央现在恐怕不会把这些外部势力和香港的反对派看得太重要,因为有你无你,任何情况下中央还是在以我为主地处理香港问题。所以现在来看,任何决策,中央尽量不要释法,尽量让立法会能够遵循《基本法》所赋予的职能和权力去运行,否则没有办法配合特区政府去应对危机,处理一些情况。

话说回来,以上这些问题,还都是比较简单的技术性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央还是否愿意给香港反对派机会,让他们证明自己有走向忠诚反对派的可能性。特别是随着美国打压的力度越来越大,特朗普(Donald Trump)胡搅蛮缠,不按常理出牌,为了自己连任做出一些对香港对中国很不利的事情,中央需要防范这种来自美国的不确定性,肯定会把香港立法会的安全系数定得很高,不让内外敌对势力互相配合。

香港的反修例示威游行期间,美国的因素可谓无处不在。(AP)

多维:其实从北京现在的系列做法来看,某种程度上已经放弃争取抗争派了,但是能不能说是“清算”可能还有点距离。北京现在的“斗争”姿态,更多依循的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刘兆佳:我觉得这也等于说要彻底挤压掉反对派的一席之地,主要还是压缩他们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政治体系内的合作空间,让它变成一种边缘化的力量,怎么存在也无所谓。所以,可能的情况是,最后还是会留下一些通道让他们从不忠诚反对派,起码过渡为半忠诚反对派,最好是变成忠诚反对派,我觉得北京也不会斩尽杀绝。因为这样的局面,不单单是反对派的问题,政策层面尤其是如何强化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如何扩大、壮大、团结一个爱国力量,中央如何做好在《基本法》和国家《宪法》下所应该担负的工作,都是需要反思的。

多维:上次采访你的时候你提到,为了因应香港全面改革的需要,可能会出现一些人事的更换,让一些更能维护国家安全更能兼顾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更能推动香港改革的人去担任特区政府领导人。押后立法会选举之外,这个方面的动作会很快到来吗?

刘兆佳:不会,我觉得在很稳定的情况下,大概是在下一届特区政府里面再提这个。从中央的角度看,假如在中央主导下,中央所希望达到的目标特区政府能够替他达到,除非这一点已经做不到,才需要另找他人。

现在还有一个重要布局,那就是如何在压缩反对派活动空间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爱国力量阵容和社会政治基础,这才是现在更加重要的问题。假如中央已经准备出手解决问题,必要时完全可以要求特区政府出手,很多反对派现在很多时候还搞不清楚,有些人说特区政府利用押后立法会选举的机会来推进政改,改变选举制度,他们也不清楚中央已经在这些政治问题上愿意承担更大责任。“港版国安法”就是这样,不需要经过立法会,同样的,如果要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过去的“8•31”还是要特区政府自己来立法处理,结果最后立法会通不过,那就又进入到死循环了,北京会考虑直接定一个立法会选举制度,然后在香港公布实施,特区政府只要负责执行的部分就可以了。

可悲的是,到现在,反对派还搞不清楚中央已经下定决心整治香港、扭转香港的政治局面,不会怕他们,更不怕美国跟其他外部势力。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反对派也知道不单中国不会怕美国,美国也不会为了他们而付出实质性代价,尤其是现在美国觉得这些反对派在中央遏制下没有前途,没有利用价值了,所以他们也不会做出投资。

多维:在这样的倒逼之下,香港可能才会慢慢产生一种政治现实感。

刘兆佳:对,确实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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