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如何回归 香港新教材再掀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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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香港修例风波中有不少学生参与暴力示威被捕,因此部分矛头指向香港教材问题。近日有媒体发现,香港历史新教科书中新增内容“香港自秦代以来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再次引发争议。

中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曾公开承认是自己任内开始推行的通识教育失败,令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

分析表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去殖民化”的不彻底和国民教育的缺失,让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缺乏基本国家认同,对一国两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过分的强调“两制”而否认“一国”,甚至将“一国”和“两制”割裂和对立。

最近有媒体根据各大出版社出版的全新初中中史教科书对比发现,龄记出版社的教科书正文新增内容:“香港自秦代以来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对上述修改持怀疑态度的香港端传媒8月27日在题为《“香港自秦朝以来是中国一部分”—— 香港历史新课程,中史科变国教科?》的文章中表示,中史旧课程强调的是“文化中国的民族主义”,新课程则是以法律和国家加强包裹的民族主义。

文章引述未具名学者表示,“‘香港是中国一部分’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议题,它现在是一个fact(事实),但是这个fact于3千年的中国历史之中,极为轻微,你并不需要在每个章节都强调这一点。这个做法背后的政治目的,才最令我们反感和不舒服。”

其实,龄记出版社曾被曝“漏洞百出”。比如,该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新思维通识单元2:今日香港》(第二版)解释“公民抗命”时,以“占中三子”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为例子,将戴耀廷发起“占中”的目的进行美化、洗白。

书中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时,更是援引表情愤怒的“律师”的意见,以及愁容满面的“市民”的说法,严重唱衰“一国两制”。这样的教材对青少年在政治倾向上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香港自去年修例风波后,中国官媒、香港政府和建制派等把矛头指向通识教育科,香港教育部门近期向出版通识教材的书商提供自愿一次性“专业咨询服务”。在香港教育部门的建议下,多本通识科教科书就多个涉及政治、历史、中国大陆和香港关系的议题作出修改。

其实,香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表明,年轻人思想变得越来越激进的根源在学校,通识教育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通识教育科2009年正式在香港高中推行,之后列入必考。包括六个单元,即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以及能源科技与环境。

2020年5月24日,一名戴着面具的反政府抗议者举着一面支持香港独立的旗帜,游行反对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立法的计划。(路透社)

但通识教育科教科书无统一课本、无标准答案,甚至无须送审等诸多原因下,造成内容错漏百出,甚至沦为别有用心之人向青少年灌输政治立场的工具。

更有甚者,教师可自行决定教授内容,加之校方的监督缺失现实之下,一些通识课教师,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宣扬“仇警”的偏激情绪,宣扬如何规避使用暴力所带来法律风险,还有通过考试试题内容误导学生混淆是非界限,甚至暗示学生“仇警”。

对此,2020年1月,香港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通过新民党议员容海恩的建议,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幼稚园、中小学教科书及教材编制,审视校本政策对教科书与教材编制及监管的影响。

今年5月,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明,教育不可以成为“无掩鸡笼”,会在今年内交代如何处理通识教育课,教育局之后宣布成立专责小组,在下半年就通识课程检讨提交报告。

多维新闻曾在《国民教育缺失遗祸 香港立法会审查教材破局》一文中指出,香港虽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可这个“一国”概念在很多年轻人心目中,仅仅是空洞的符号,缺乏实质的政治内容。虽然在回归之后,国民教育放进了政府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但现实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2012年因遭反对而搁浅的国民教育计划已搁置7年。

因此,国民教育计划应该重新摆上北京以及港府的日程,不能因噎废食,只不过需要汲取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国民教育的方式、方法,从灌输型向浸润型转变,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例如,可以把国民教育融入已有的通识教育,以及德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中,渗透到整个教育过程甚至整个香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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