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辞是无聊折腾 传统泛民要懂得和抗争派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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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8月1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香港现届立法会议员全部延任一年,打乱了抗争派在今年立法会“大获全胜”的选举安排,让非建制派阵营内部产生了要不要总辞的激烈争论。

总辞成非建制派内部矛盾

总辞问题并非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香港立法会“真空期”困境后,而是早在港府宣布押后选举时就有讨论。当时正值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传统泛民4位争取连任的立法会议员,包括公民党的杨岳桥、郭家麒、郭荣铿及专业议政的梁继昌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取消参选资格。

不论是建制派还是非建制派,也都要做出努力。(HK01)

当时,有消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会取消这4名议员在“真空期”继续担任议员的资格,也就是说,非建制派在立法会中只余18位议员能在“真空期”续任议员。因此,有部分非建制派议员计划,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该4名议员资格,非建制派议员将会提出总辞,与被取消资格议员“齐上齐落”,并利用这机会向港人表明决心。不过,亦有部分非建制派议员不认同总辞决定,坦言该主张言之过早。

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议案》,决定全部议员续任,让非建制派议员始料不及,更让非建制派阵营在总辞问题上的争论更为激烈。在总辞的方向上,抗争派倾向非建制派在“真空期”上总辞,而传统泛民则持相反意见。多名抗争派的区议员要求非建制派抵制未来一年的议会,在非建制派初选中胜​​出的梁晃维认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只是营造一个议会仍有反对声音的假象,质疑非建制派是否有需要配合。他亦认为,议员所获的民意授权为4年,延任的议员不论建制派或是非建制派,都已经失去民意授权,属于“被任命”。抗争派的立场,主要认为未来一年的议会不论以何种方式过渡均属“不合法”。若非建制派参与会议,很容易被外界理解为欠缺反抗意志及承认延迟选举与临时议会的合法性。

不过,同样有非建制派支持者认为,抗争派主张总辞的原因是,抗争派在非建制派举行的初选中选情占优。立法会延任一年的安排明显不利于抗争派,而一年后传统泛民及抗争派的选情或有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抗争派的主张含有未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者相争的嫌疑。总合上述因素,抗争派倾向非建制派一同总辞,认为总辞可向国际社会及港人表明“抗争决心”,并向北京及港府表达不满。

相反,传统泛民则普遍倾向在议会内抗争。民主党议员涂谨申认为,外界要求非建制派在立法会履行职责比总辞稍强,更指若立法会完全没有反对声音,后果比总辞较严重。香港本土议员毛孟静更指,非建制派的总辞或有机会影响下届的参选权,她倾向留任。热血公民议员郑松泰亦强调,未来一年自己将会留任立法会,认为除非非建制派自此不再参与本港任何选举,包括立法会及区议会选举,以示不认同选举制度,否则意义不大。他更质疑非建制派若在“真空期”离任一年后再度参选,只会令港人难以理解。

民主党议员涂谨申认为,外界要求非建制派在立法会履行职责比总辞稍强。(HK01)

要不要总辞,明显让非建制派出现分裂,更让双方的支持者互相对骂。为平息支持者的不满及分裂,七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决定委托有公信力、专业及独立的机构,在9月30日前进行一项全港性的民意调查,然后根据民调结果决定留任或辞任。而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他自身倾向公民党留守议会,但尊重民主党以民调决定是否留任立法会,并同样会跟从相关民调结果决定留任或辞任。

事实上,非建制派的政治光谱广阔,包括传统泛民、抗争派甚至自决派等,各有政治主张,出现矛盾亦非罕见。但有学者认为,抗争派提出的总辞是“双重标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质疑,如果抗争派认为加入一个不民主及不公平的制度,就是“美化制度”,那么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被取消资格后,抗争派为何要参选,当选后仍然参与区议会工作。他反问抗争派,自己在立法会没有议席,却大义凛然要别人辞任,为何在自身有席位的的区议会中,就默不作声,贸疑抗争派为何不在区议会中带头总辞。

防疫乃重中之重 总辞是无聊折腾

虽然迫在眉睫的立法会“真空期”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议案,已有解决方案。不过,立法会尚有许多后续问题仍未解决,需由港府自行决定。举例说,立法会议席合共七十席,但现任只有六十六名议员,有四名议员因早前的宣誓风波等多种原因被取消资格。而“真空期”长达一年的任期,根据《立法会条例》,港府应举行补选,以填补立法会议席空缺。

另外,若2021年10月换届选举前再度爆发疫情或疫情一直持续未见消退,第六届立法会的议员是否继续履行职责,再度延任,或是港府会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求协助。种种后续问题,若处理不恰当或有所迟缓处理,均有可能引发新一波政治风暴,导致港府被贴上不公平或香港“两制”变形的标签。为免香港社会再度出现反港府浪潮,港府应尽快处理立法会的后续问题,尽可能加大工作的透明度,亦可设咨询期谋求共识,尽快恢复港人对港府的信任及消除港人的疑虑。

在一连串的后续问题上,除了港府要有积极作为外,不论是建制派还是非建制派,也都要做出努力,才能解决香港的政治问题。现阶段,虽然港府及各党派未能达至共识,但非建制派提出的总辞,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抗争派一直强调,非建制派在立法会内只是“政治花瓶”,强调总辞利多于弊。

可事实上,总辞根本无法解决香港的政治问题,只会让香港的形势愈来愈糟糕,进一步激化矛盾。即使非建制派决定总辞,亦不会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更会在立法会内失去话语权。抗争派一直强调,总辞可向国际社会表明港人抗争决心。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认为,国际社会对香港情况已有基本的分析,总辞与否不会带来很大影响,最多只能让国际新闻报导一两天,作用不大。

允许全体立法会议员延期一年,相比起“看守议会”或是取消部分议员资格等方法,明显反映北京愿意给予非建制派主动修补裂痕的机会。从非建制派立场来看,总辞当然可以表达不满,但只局限于情绪上的宣泄,更会辜负了支持者的信任,亦让立法会失去多元声音。非建制派一直批评港府偏坦建制派,希望取得立法会的话语权,以票数反对各种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法案或工程。若他们选择总辞,离开立法会,便是与本身的坚持及主张背道而驰。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若非建制派决定总辞或部分议员决定离任,立法会议员数目将会大减,立法会甚至有可能只剩四十多名议员,功能及代表性大减。另外,眼下香港仍未能有效控制疫情,卫生署亦担心随时出现第四波疫情,现阶段最需要的工作是抗疫,以保护港人生命健康,而不是在总辞或各种政治问题上内耗、裹挟及折腾。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决定根据民调结果决定留任或辞任。(HK01)

传统泛民应重回正确方向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后,传统泛民起初还有勇气向抗争派提出反对总辞,这对非建制派乃至整个社会均是好现象。不过,传统泛民顾虑太多,立场并不坚定,很快就态度软化,转而寻求民意调查,这亦反映传统泛民依然把自己放在比较被动的位置上,缺乏引领非建制派阵营的能力和魄力,放任抗争派握有较大主控权。事实上,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抗争派在香港步履维艰,几无出路,主控香港者是北京,而不是抗争者。面对悬殊的实力对比,激进抗争路线将会招致北京更强的反制及激化矛盾,损害香港社会整体利益。传统泛民应该明白,不能一厢情愿迎合抗争派,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过去多年,传统泛民在议会内虽与建制派或港府持不同立场,在各项民生及经济等问题上多持反对意见,但总体上不算激进。自2014年占中行动起,香港社会氛围日趋激进,让传统泛民的定位起了变化。及后,香港在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传统泛民拒绝与激进示威者“割席”,让传统泛民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大胜而回。这或让传统泛民产生错觉,误以为传统泛民必须跟随抗争派的路线才能得到支持。

其实,这种心态亦让传统泛民得到过教训。在2020年7月非建制派举行的“初选”中,抗争派发起签署“抗争派立场声明书”,声明当选后便会逼港府回应“五大要求”,此举取得不少非建制派支持者支持,更让是否签署声明书成为非建制派支持者投票的重要指标。其间,有传统泛民跟随抗争派签署声明书,虽然获得非建制派者支持,但同时成为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的证据。这说明传统泛民若不能向抗争派说不,只会一并被拖累。

时至今日,总辞再现,传统泛民应通过“港版国安法”的深刻教训,拾回初心。若传统泛民一再被抗争派裹挟,不仅会让自己的政治空间愈发狭窄,而且会让香港陷入无休无止的内耗及撕裂。传统泛民已被抗争派裹挟许久,是时候回归现实,不要再被人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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