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疫情是香港社会一面照妖镜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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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2020年7月再度袭港,令香港爆发第三波疫情以来,香港社会一度陷入极困难时刻。第三波疫情亦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不少香港长期存在的问题,涉及缺乏防疫观念、基层困境、弱势群体、大市场小政府文化及政治挂帅。

缺防疫意识 致防疫失守

第三波疫情爆发的因素众多,港府防疫措施不力,豁免强制检疫固然是其中一个漏洞,但港人缺乏防疫观念同样责无旁贷。卫生署多番强调,社会必须连续二十八天没有新增本地确诊个案,才算最低限度的安全。香港第二波疫情完结后,曾有过一段时间“清零”,连续二十多天没有新增本地确诊个案。由于香港人生活素来多姿多彩,在疫情前两波时忍受较为简朴的生活,已让不少港人对沉闷的节奏感到不满。多月的忍耐让不少港人放下戒心,更有人举行大型派对及拒绝戴口罩。而第三波疫情是由一个传销群组率先爆发,导致超过三十多人确诊。即使港府强制市民必须在所有室内外公共场合配戴口罩,但街上及郊外仍能见到不戴口罩者。

现时香港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HK01)

由于卫生防疫观念落后,在第三波疫情中,即使口罩存量充足,不少港人依旧循环使用口罩,或配戴口罩时只将口罩盖过嘴唇,让鼻子外露,口罩功用大打折扣。部分缺乏防疫意识的年长港人,只视口罩及防疫工具为“形式”,而不是作防疫用途。相比下,青年人及中年人士的防疫意识较好,大多愿意配合港府的防疫措施,例如正确配戴口罩及遵守“限聚令”等安排,这亦说明为何第三波疫情中,确诊个案多为长者。

多年来,许多港人都以香港卫生防疫观念现代为自我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讲,尤其是经过2003年非典(SARS)疫情后,港人的防疫观念相比全球各地明显较为现代。在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也就是武汉大爆发时,香港舆论还有不少声音批评内地民众防疫观念落后,称赞港人防疫观念现代。但从香港第三波疫情爆发的情形来看,港人的防疫观念并不如人们想像中那么现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港人防疫意识落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波疫情的爆发和快速蔓延,与部分港人只重自身享乐及缺乏防疫观念密不可分。现时香港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港人应反省和提升个人防疫意识。

疫情爆发 基层港人雪上加霜

香港首波疫情爆发时,媒体揭示不少基层港人的困难及辛酸。当时,港府实施防疫措施不力,未有积极有效地协助基层民众,不少港人担心自身感染,纷纷囤积粮食及“抢口罩”。由于口罩需求大增,部分商人提高售价获利,令基层港人难以负担。但凡有店铺出售平价口罩,门口人龙不见尾,甚至出现长者、伤残人士在黑夜中冒着寒风排队等购口罩一幕。

不久后,疫情有所放缓,港府向市民免费派发可重复使用的“铜芯抗疫口罩”,让香港的“抢口罩潮”告一段落。在第三波疫情中,港府严格实施防疫措施,希望港人多留在家中,以免增加感染风险。不过,不少基层港人由于生活条件限制,住房窘迫拥挤,小小单位居住多人,感染风险不比街道少。

另外,香港素有不少无家可归的露宿者,夜晚多在公园或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睡觉。当港府实施禁止堂食及封锁公园等康乐设施后,这一群露宿者只能在街头桥底瑟缩一角,让卫生环境愈加恶化。疫情正好反映基层港人的生活困难尤其是住房问题非常严峻。众所周知,多数港人住房面积本来就狭小,基层港人的住处更是逼仄拥挤。香港还有20万人居住在生活条件恶劣、极度逼仄的劏房内,他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几平米。在第三波疫情中,基层港人及露宿者的困境,无疑凸显香港房屋问题。无情的疫情让基层港人生活雪上加霜,港府发放一只可重复使用的口罩或采取效用有限的防疫措施,对他们来说分别其实不大。对于港府来说,应该从第三波疫情中看到基层港人的困境尤其是住房困境,负起为政者的公共责任,努力帮助基层港人摆脱困境。

无情的疫情让基层港人生活雪上加霜。(HK01)

印佣确诊 揭弱势群体孤立无援

第三波疫情肆虐,小区传播迅速,形成众多且复杂的传播链。当中,一宗印佣确诊个案让香港社会关注弱势群体的困境。该名印佣离开旧雇主家后,辗转入住两间外佣宿舍,与数十名佣工共住,及后证实确诊,这不禁让人担心香港爆发家庭外佣群组感染的机会大增。受疫情影响,不少家庭对外佣的需求大增。根据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结民证实,疫情下雇佣中介公司宿舍接待的外佣急增,300多平方尺的宿舍可能容纳20多名外佣,其挤逼密度让人匪夷所思。

在疫情中,这无疑反映外佣宿舍的居住环境相当恶劣,事实上,港府及社会长期漠视弱势群体的待遇。 2015年,印佣Elis Kurniasih意外身亡,当时外界怀疑外佣宿舍过于拥挤,事主须被安排于露天平台住宿,意外地被落石击中身亡。而外佣来港工作,经济条件及信息有限,难免需短暂入住中途宿舍,等待工作机会。多年来,部分中介公司向外佣收取天价费用,却未有提供合理的中途住宿以及其他保障。

对此,港府满足于消极处理,只进行有限度的例行巡查,在2010年至2014年间,劳工处每年巡查中介公司的次数平均达1,400多次,但成功检控的公司数目平均只有4间。港府漠视处理的手法,自然助长业界的猖獗行为。而在第三波疫情中,弱势群体的艰难状况再度引起社会热议。面对一时的舆论压力,港府或许在短时间内会对弱势群体有一定的协助,以解燃眉之急。但最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热议过后,在事件失去热度后,港府应继续持之以恒保障弱势群体。否则,弱势群体的困境只会如恶性循环般不断重现。

应检讨“大市场小政府”文化

香港回归前后,不论是港英政府或特区政府,治港均实施积极不干预政策,让“大市场小政府”的治港理政文化一直延续至今。长久而来,“小政府”助长“大市场”崛起,导致少数精英垄断多数红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严重损害普通港人福祉。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曾向公众表明,为尽快取得港人信任,会移除三座“大市场”的大山。这三座大山分别是对公营房屋商场经营垄断的“领展”、每年有盈利却连番加价的“港铁”及对劳工退休保障有一定压力的“强积金对冲”。不过,林郑上任多年以来,亦无力处理这三座大山问题,让港府一直保持“小政府”,而“大市场”一直横行,未见有减弱之势。

事实上,“大市场”的本质便是香港老大难房屋问题的元凶。港府一直容许各大开发商在市场收购旧楼重建,一度停止卖地并停售居屋,令房屋供应量减少,促成香港楼价持续急升,不但让香港连续十年登上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榜首,更让香港出现不少“地产霸权”。而“地产霸权”的横行又让香港公营房屋建房量不足,令不少基层港人需要在私人市场付高昂房租费用,等待入住公营房屋。港府长年的“大市场小政府”态度,亦在第三波疫情中表露无违。在疫情爆发时,港府宣布公务员可以在家工作,并无强制私人企业执行,只呼吁各大企业尽可能让员工在家工作,无视病毒给私人企业员工带来的风险。

长久而来,“小政府”助长“大市场”崛起,严重损害普通港人福祉。(HK01)

由于长年积弱,港府需要依靠大企业支持各项施政,只能不断向大企业做出退让。同时,许多企业也因此有恃无恐,利益至上,不理港府呼吁,不允许员工在家工作,忽略对员工健康的保障。虽然港府一直希望全城在家工作,再配合各种防疫措施,让香港尽快度过疫情难关,但由于许多大企业的不配合,拒绝政府在家工作的呼吁,让香港街头依旧熙来攘往,暗藏感染危机,疫情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第三波疫情的出现,亦如向港府倒下一瓢冷水,警告港府是时候纠偏“大市场小政府”文化。

政治挂帅 反中意识形态遮蔽理性

因为第三波疫情来势凶险,香港单纯依靠本地资源难以控制,港府不得不向中央政府求助。由于内地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各地专家亦有防疫实战经验,中央政府决定派遣内地专业人员赴港协助展开大规模核酸检测。

疫情肆虐之下,港人健康遭受严重威胁,中央支持香港本是再单纯不过的事情。不料,部分港人受长期反中意识形态影响,竟然质疑中央的举动有政治目的,而非真诚协助港人抗疫。当内地抗疫人员到达香港下塌酒店时,部分泛民主派的区议员竟然举行抗议示威,网上更有传言指,北京热心协助港府加强检测的目的,是从中收集港人的基因数据。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表示,不论从人道还是国家责任的角度,北京协助香港都是出于关怀,他批评部分港人是将事件政治化。事实上,近年陆港两地矛盾激化,不少港人受意识形态分歧影响,抱持“逢中必反”的心态。有内地旅客到港旅游更被少部分港人恶言相向,甚至肢体袭击。近年,香港各种政治事件更使陆港两地关系恶化,让港人对内地的不安情绪和偏见持续升温。在第三波疫情中,北京协助香港抗疫的行为被污名化为不怀好意的政治行动,反映不少港人已经让反中意识形态遮蔽了理性。

只要愿意承认现实的人都不难看到,“一国两制”是今天香港最大的政治现实,港人的利益和内地紧密相连。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确存在意识形态和认知上的分歧、矛盾。这本是正常现象,只要彼此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就能逐渐化解。可遗憾的是,不少港人的意识形态偏见越来越深,以至难以自拔,长久下去,既可能造成个人的困扰和痛苦,又可能导致社会撕裂,损害陆港本就脆弱的互信。为免情况恶化,港人实在应该走出意识形态的樊笼,不能持有政治挂帅及仇中心态,将所有事件政治化。

香港上述问题在疫情中,如镜子般折射出来。这些问题如三尺寒冰,非一日之寒。港府及港人正好可以痛定思痛,透过疫情这面镜子,尝试解决香港社会长期积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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