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政党只懂得叫港府“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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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初见缓和,经济复苏道阻且长。特区政府至今虽已花逾3000亿港元推出三轮防疫抗疫措施,但民建联、民主党及公民党等政党仍然纷纷向特首提议再次“全民派钱”为民纾困。不过,“派钱”终归只是“授人以鱼”,难以根治社会矛盾,对于因疫情挣扎求存的低层而言更是杯水车薪。问题是,为什么从政者们只懂得叫港府派钱呢?无可否认,这看似是最容易获得市民支持的倡议,撇除政党本身难免被民粹牵着鼻子走不说,归根究底还是源于防疫抗疫措施只能“撑企业”却无法有效“保就业”,而这充份反映港府施政思维的三大死结——迷信自由市场、充斥津贴主义、官僚系统僵化!

至今,港府虽已花逾3000亿港元推出三轮防疫抗逆措施。(HK01)

香港媒体《香港01》早已不厌其烦地指出,“派钱”固然可以在艰难时期为市民雪中送炭,解决燃眉之急。然而长远而言,这种贫富所得均一的一次性派钱举动,究竟能为贫困者所处的结构性困局带来多大改善?又能否有效解决香港困境?须知道,倘若特区政府仍然想当然以“小恩小惠”收买市民平息民怨,却从未有决心有魄力从根本解决分配结构不公的现状,社会深层次矛盾将会持续累积,而暂时的平静下只会酝酿日后更加尖锐的社会问题。

可是,如此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举,为何屡次被港府与政党视作治世良方?这实则反映出前次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未能精准把握市民所痛、高效解决市民所需,而港府施政思维的三大死结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其一:迷信自由市场与滴漏效应

香港连续三季录得失业率超过6%,6至8月失业人数高达24.8万。社会福利署在9月17日发表最新领取综援个案数字,可见8月较7月增加245宗,个案总数为226,190宗,其中失业类别个案上升2.1%,有18,754宗。这不禁使人发问:港府两轮以“撑企业,保就业”为主的“防疫抗疫基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前线员工的生活?

毫无疑问,经济不景时,本无议价能力的劳工必然首当其冲。“防疫抗疫基金”中“保就业”计划通过资助合资格雇主出粮以规定雇主不得在津贴期间裁员,并要求企业将补贴全数用于支付雇员工资。但结果证明,这种妄想透过偏袒资方以保障劳工权益的方法,只是港府一厢情愿。

第一期计划推出后,已被社会质疑多有漏洞,第二期计划亦受职工盟、工联会批评未能填补漏洞。职工盟主席吴敏儿接受采访时表示,迄今接获的雇员求助中八成被要求放无薪假,两成为裁员。而第二期计划虽有罚则,但只是将补贴退还港府,对雇主欠缺阻吓力。此前,吴敏儿曾建议港府可向失业或开工不足市民每月发放津贴,工联会理事长黄国曾建议港府应以实名制向雇员发放津贴,以免雇主克扣。

然而,港府固守“小政府,大市场”的治理逻辑,将本应由港府承担的职能分配给市场,通过滴漏式经济政策以期透过资助资方补贴劳方,实在是天真过头。要知道,资方的逻辑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保障劳工就业及权益。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明言“香港有良雇主多,无良雇主不多”的背后是港府保守不作为,推卸责任的施政思维。

职工盟主席吴敏儿指,迄今接获的雇员求助中八成被要求放无薪假,两成为裁员。 (HK01)

其二:津贴主义作祟 抗拒制度性改革

社会财富与繁荣需为社会共享,香港却与这条道路渐行渐远:贫富差距扩大,缺乏使各个阶层都能享受社会发展经济成果的分配正义,无不反映出经济分配结构存在问题。怎样是较为合理的分配结构?即港府承担职能,在一次分配中令劳工阶层享有合理的按劳分配报酬,二次分配中通过政策调整社会资源的供给与配置,按需分配给不同阶层的市民,提高市民生活品质。唯有如此,方能持续改善民生。

然而,香港以经济发展挂帅,港府理财保守,对长远的社会规划及投资避而不谈;认定只要经济发展好,弱势群体亦能受惠,从而逃避承担社会保障与劳工保障的应尽之义。这一治理思路延续自英殖时期的剩余福利模式,当时的港英政府只求稳定社会局面以保障经济发展,而无投放资源为殖民地建立长远的福利制度,因此港府只承担最基本的社会救助和服务。

港府仍无长远眼光,未有勇气借此机会重整分配结构,推行社会改革。(HK01)

港府对此毫无反思,反而习惯于采用一次性发放现金的纾困措施缓解民怨。早在2011年,金融海啸余波未了,通胀严重,楼价骤升,民怨沸腾。时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便向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发放6000港元。 2018年2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推出“关爱共享”计划,向合资格280万名市民派发4000港元,但其申请手续繁琐,耗时长达一年,耗资3.11亿港元。两次派钱纵然挽回些许民望,但生活成本上升、楼价高企、医疗资源缺乏等民生问题却未见解决。

反观此次疫情,港府仍无长远眼光,未有勇气借此机会重整分配结构,推行社会改革,以打破既得利益结构、重构公正的资源分配;而是见步行步,小修小补,期望以“派糖”的毒药麻痹社会对深层次矛盾的痛感——这无疑是饮鸩止渴。

其三:官僚系统僵化,难觅改革出路

为何社会痼疾绵延至今,却迟迟不见港府锐意改革?改革的障碍究竟是什么?

早在疫情之初,便有政党要求港府设立失业救济金,而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却表示,由于失业人数众多,当局没有相关查证系统,当下若要查证需动用大量人手,所以不会从制度入手设立失业救济金。此间足见港府为“少花钱、少麻烦”才选择“全民等额派钱”这一无需动脑、看似公平的补贴政策。可笑之处在于,港府声称是“最先进”的经济体,有“最高效”的公务员,但竟然至今未有失业救助查证系统,能够使港府精准地帮助到最有需要的人。

港府为“少花钱、少麻烦”才选择“全民等额派钱”(HK01)

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当局原本为节约行政成本,在今年初的“全民派钱一万元”中,统一以年满18岁的“永久性居民”作为派钱标准,并期望他们“刺激本地消费”然而,有社会学者推算,当中有至少100万人持有“双重国籍”甚至长居海外,但他们实际上对香港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贡献,也较难期望他们会为此回港刺激消费,而这涉款至少100亿港元。

港府懒政至此,从未思考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中央数据系统,而只依靠消耗人力财力推行“雨露均霑”的政策避开民间口实。若未能从根源改善港府僵化的官僚体系,期盼港府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也只能是多情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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