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不满港府加剧 民阵“十一”申请举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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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2020年2月,爆发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街头的游行及各种示威大幅减少。为减少疫情传播风险,港府实施不同防疫措施,当中的“限聚令”不容许多于4人聚集,亦间接让反港府的集会减少。随疫情逐步受控,港人亦恢复外出习惯,有示威者更不时在商场或街头举行集会,高呼“五大要求”或“港独”口号。

与修例风波时期相比,虽然反港府的游行及集会在街头大幅减少,近乎绝迹,但这不代表港人反港府的情绪已消散。相反,港人在修例风波的不满更一直延伸不同社会事件,让港人不满港府的情绪不断累积及扩大。

民阵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要求在10月1日举办大游行。(HK01)

在2020年7月1日,回归以来“七一”游行首次被禁,但不少港人却因反对“港版国安法”依旧集结及举行游行。警方在当日示威一共拘捕约370人,反映港人的反港府情绪一直未消散。在8月下旬,12名港人拟逃往台湾庇护途中,被內地广东省海警以“涉嫌非法越境”被捕。部分港人强烈要求港府应主动及积极与广东省政府进行交涉,协助相关港人。由于按目前情况及正常途径,港府不能干预当地执法,只能等待安排,港府消极的做法亦让港人不满累积。

近日,警方修订《警察通例》中“传媒代表”的定义,只涵盖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传媒,或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传媒,如只持有香港记者协会和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的会员证,不再符合警方“传媒代表”的定义。警方指,在修例风波期间,不少假借新闻采访而鱼目混珠的人,阻碍警方的行动,更增加警务人员受袭的风险。为让前线人员更容易清楚识别进行正常采访的记者,从而提供更好的协助,决定修订《警察通例》,令前线人员能更有效及快捷地辨识传媒代表,有助警方在可行情况下向他们提供特别采访安排。修订不是为记者做任何定义。

不过,警方此举让社会各界大感不满。公民党指,《基本法》第二十七条明确保障了香港居民的新闻自由,认为警方的目的是规管和筛选传媒,要求撤回修订。多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和团体联署批评警方,认为这等同是由港府向记者发牌,认为传媒机构不应由警方指定,严重影响新闻自由。记协主席杨健兴指,警方收窄定义范围,可能会影响自由身记者及新闻系学生的采访工作,记者协会将会寻求法律意见,研究警方的做法是否违反基本法的保障。

香港社会对港府的不满持续加剧,有示威者亦在网上号发起“十一”游行,号召港人参与。在2019年10月1日,当时示威举行“六区开花”,香港多区出现示威行动,其中一名警署警长更在示威期间开枪击中一名18岁的学生。因此,有示威者指,在“十一”举行游行有多个要求,分别是要求追究警方开枪责任、反对健康码及港版国安法等。

而民阵亦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要求在10月1日举办“毋亡义士,释放12”大游行,目的是促请广东省政府释放12名港人。不过,根据近月经验,警方一直拒绝发放不反对通知书,而民阵召集人岑子杰亦指成功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机会渺茫。

而更甚的是,警方在9月23日接获线报,搜查单位时检获一支怀疑胡椒球枪、一支伸缩棍、两把军刀、三支怀疑气枪、一件避弹衣及15个防毒面罩,一对母子被捕,警方指会调查案件是否针对警方。

现时,香港疫情仍未受控,加上危险性评估,相信警方同样不会向民阵发出“十一”游行的不反对通知书,以免演变暴力示威及增加传播疫情风险。不过,以“七一”游行为例,当时民阵同样未能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部分示威者未有理会,依旧举行示威活动。当然,根据《基本法》港人是享有集会等自由,但现时受疫情及防疫措施影响,香港现阶段仍是不适合聚集人群,而示威者仍应以防疫为重,可考虑以合法及在疫情下合适的途径,向港府表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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