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不要沦为守财奴 《施政报告》应有作为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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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将于2020年10月14日在立法会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这也是特首林郑月娥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在咨询社会各界意见前,港府早已表明公共财政非常严峻,赤字创新高,而港府在过去三年已大量投资教育、福利、长者退休及医疗等方面,预告《施政报告》不会再有很多动用公共财政的大额开支新措施。

对于港府的预告,顾问团成员虽然亦认同港府的纾困措施必不可少,但同时认为这会为公共财政带来挑战。实际上,从库房储备及近月的纾困措施可见,港府的公共财政态度极为保守,目光有欠远见。香港社会在这一年不但经历修例风波余波,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打击,经济极为疲弱。在盈余充足的情况下,守财奴的作风无疑印证港府的不作为,及有欠魄力解决香港的难题。

无情的疫情让基层港人生活压力百上加斤。(HK01)

保守《施政报告》无疑是在扑灭港人的一丝曙光

疫情爆发前,香港本已存在各种让港人无力招架的房屋及贫富悬殊等问题。无情的疫情导致香港社会接近停止运作,亦让基层港人生活压力百上加斤。连月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及防疫措施影响,香港不少行业有很长时间被禁止营业或有限度营业,经济收入大受影响。香港不仅是国际金融中心,更是各国旅客的旅游热点。一直以来,香港不少行业,例如酒店及零售业等一直依赖旅客来港消费维生。在疫情下,旅客来港数目大幅减少。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最新数据,香港7月份的访港旅客仅余约2万人,每日平均只有660人来港,按年下跌99.6%。由于疫情一直未能受控,香港各行业可谓踏入“经济大萧条”,接连出现倒闭潮及解雇潮。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香港2020年4月至6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6.2%,创逾15年新高,而就业不足率达3.7%,亦是接近17年来的高位。

近来港府逐步放宽防疫措施,让部分行业重新营业,亦与多个国家及地区商讨“旅游气泡”,尽可能尽快重振旅游业,但对港人的经济困境来说仅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足够。港府推行的全民派钱及各种抗疫基金,虽然确实让部分基层港人或部分行业解燃眉之急,但一次性及短期的措施明显不可能将问题完全解决。

正当各界期望港府能在《施政报告》中加大力度纾困,帮助市民尤其是被疫情严重冲击的基层度过难关时,港府却突然预告今次《施政报告》不会再有很多动用公共财政的大额开支新措施。换言之,港府极其量只会有些小修小补的纾困措施,相信力度亦不足扭转基层港人的困境。而这无疑是在扑灭港人的一丝曙光。

库房储备仍充足 理财思维却保守

港府不愿意动用公共财政的大额开支新措施的最直接原因是,担心对库房已造成极大压力。不久前,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指,港府由疫情爆发至今,已投入约2800亿港元用于防疫工作,占本地生产总值10%,亦预期港府本年度库房会录得3000亿港元赤字,是历年来最高。事实上,纵使今年港府赤字创新高,但香港库房储备尚有8千多亿港元盈余,比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好。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财政收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上,香港从未超越5%,库房常年盈余,而英美等国却不时出现赤字,公共财政备受压力。各项数据已证明库房储备实在并非如港府口中的捉襟见肘,相反更是游刃有余。

香港正面对1997年回归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处于非常时期。虽然港府一直以量入为出为财政预算的大原则,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港府不应再以保守的态度应对,应学会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何况,纵使以量入为出为财政预算的大原则,眼下港府财政仍然非常充足。目前,香港经济持续下行,若放任处理,香港各行业有可能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让各行业相继陷入困境。现时,香港疫情稍有放缓,经济开始有条件复苏。在库房非常充足及实际环境需要下,港府更应该加大力度,为香港经济推动改革和转型,而不是扮演守财奴原地踏步。

港府极其量只会有些小修小补的纾困措施。(HK01)

港府不能沦为守财奴

香港经历修例风波余波及疫情冲击后,经济一落千丈。按常理下,理应投放更多资源让社会尽快重回正轨。但港府一反常态,维持“量入为出”的原则行事。而前文所述的《施政报告》预告无疑扑灭港人的一丝曙光,但港人的失望不仅是今年度的《施政报告》欠作为,而是透过预告揭示背后港府多年的理财保守思维。

港府理财思维之所以如此保守,主因都是沿袭殖民地时期以来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思维,亦是对自由主义经济的一种认知迷思。过去多年,港府虽然历四任特首,由早年“积极不干预”,到“适度有为”及“积极有为”,但实则大同小异,公共财政思维更趋向保守。同时,港府长年信奉市场主导,认为不应透过公共开支去解决问题。受这种迷思影响,造成港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公平和弱势群体上的角色缺位,其结果亦是香港经济结构单一,社会矛盾丛生,贫富分化极度分化,住房问题严重。多年来,香港累积不少社会、经济及民生等问题,基层港人不满日溢增加,亦是香港近年爆发社会运动的深层内因。无论是占中、旺角骚乱,还是去年的修例风波,尽管有不同的诱因,但从根源上来说,都与贫富悬殊、住房问题、上升空间堵塞等造成的不满密不可分。

去年修例风波期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曾表示:“这次风波折射出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一般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常常抱怨的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成因复杂,需要找准症结,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北京官媒相继发文直指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去年底,林郑赴京述职时,习近平、李克强均强调了香港政府要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但令人遗憾的是,从港府的《施政报告》预告来看,港府并未真正吸取教训。

多年来,港府制定政策及理财倾向保守,另一个原因是倾向认为香港未来将出现财政危机及社会不满,而需花费大额公共开支,故现阶段需要“量入为出”,保持经济实力。但当香港出现回归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时,港府却依旧无动于衷,被各界批评沦为无为的守财奴。事实上,香港曾在1966及1967年爆发天星小轮加价骚乱及六七暴动,当时港英政府决定全力推动改革,成功纾缓社会普遍港人的不满。而港府实在应如前港督麦理浩般,在香港各个范畴中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改善市民的生活,同时增强港人对港府及香港的信任及归属感。

当然,这并非要港府大洒金钱,而是希望港府能与时俱进地摆脱对自由主义经济的迷思,舍弃吝啬心态,承担起应有的公共责任,让社会资源公平分配,在社会各问题中对症下药。面对贫富悬殊、香港房屋等老问题及疫情带来的新挑战,港府是时候一改保守且缺乏作为的作风,勇敢肩负起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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