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一家折射香港“黄蓝之争” 社会撕裂还可怎样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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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风波造成的“黄蓝之争”,至今仍然缠绕无数香港家庭,香港电台《铿锵集》前晚(10月19日)播出“袁氏这一家”,可谓社会撕裂缩影。所谓“社会撕裂,大家都输”,当香港开始恢复平静,正是时候摒弃二元对立、好好修补裂痕,防止极端民粹把持香港命运。

袁家正是当下香港缩影,不少家庭都基于政见分歧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撕裂。(港台截图)

自诩中间派、原本代表“希望联盟”出战立法会选举的袁弥昌,出身于“偏黄”的家庭——妹妹是堪称“激进民主派”的人民力量前主席袁弥明,父亲是近月踊跃呼吁美国消灭中共的新进“KOL”袁弓夷,但袁弥昌两年前与被视为“蓝营”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结婚。被问及相处之道,袁弥明态度相对强硬,认为有些问题无法讨论;而被赞有修养的容海恩则会斟茶避席,不会参与争端;至于“超级联络人”袁弥昌,坦言家人因政见分裂是悲剧。

袁家正是当下香港缩影,不少家庭都基于政见分歧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撕裂,尽管大家都会尽量避谈敏感话题,甚至减少家庭聚会,但仍然不时出现话不投机的尴尬。这一切,源自2014年社会简单以“黄丝”、“蓝丝”标签支持或反对占领运动的阵营,至反修例风波,黄蓝对垒再现,而且扩散到社会的大小群体,双方经常隔空舌战,也不时爆发激烈冲突。

袁弥昌的父亲是近月踊跃呼吁美国消灭中共的新进“KOL”袁弓夷。(港台截图)

二元对立简化过程 模糊焦点真相难明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两大阵营陷入“二元对立”的死局,只以一对相反的概念去分析复杂的事实——黄的会认为“你是蓝丝,你一定是港猪,偏帮政府”,蓝的会认定“你是黄丝,你一定是暴徒,搞乱香港”,如此僵化的思考模式几乎主宰了香港的舆论。

不过,“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并非单纯源于政治风气,事实上,当人们欠缺事实基础,而又受惰性使然时,就会依赖此法评论世间万物,原因有二。首先,“二元对立”符合人类的思考习惯,因为人脑并不擅长处理复杂资讯,而“二分法”则可以“化繁为简”,只截取大脑认为重要的资讯,令散乱的资讯能够被大脑有效地“分门别类”,进而再将问题“一刀切”,当脑袋中只剩下两个对立的立场,大脑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交通警”,指挥脑内资讯“选边站”,令我们可用最快的速度处理较为复杂的资讯。其次,“二元对立”更有利意见传播甚或思想控制,透过拉抬自己而贬抑对方,令以感性取代理性的“同温层”更加牢固。

最明显的例子是,蓝营将“黄丝”妖魔化成“暴徒”、“曱甴”,黄营又认为“蓝丝”皆是“无脑”、“港猪”,双方出言侮辱此起彼落,原因无他,全为“妖魔化”对方,再借此挑起中间受众的反感情绪,以巩固或壮大己方的支持。正如选举期间,负面资讯总是铺天盖地,而选民多数也是基于个人情绪及喜恶投票,而非理性考虑客观事实。而“妖魔化”对方的其中一个途径,是大肆渲染“恐怖化”的预言,甚至制造“假新闻”、“假资讯”。

反修例风波中黄蓝对垒再现,且扩散到社会的大小群体,双方经常隔空舌战,也不时爆发激烈冲突。(香港01)

民粹演化“一言堂” 坚持“三不”恢复理性

这种煽动人民情绪操作政治的手段,令“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它从拉丁文“populus(人民)”一字发展而来,意指“政治必须遵照人民的偏好”——本身属中性词语,但后来走向极端,普遍造成仇外排外的孤立主义。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贾恩-沃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所著的《什么是民粹?》(《What is Populism?》)一书中提到,民粹主义充满狂热而不理性,难以容纳多元思考。

不幸是,反修例风波掀起了民粹主义的浪潮。当香港开始恢复平静,也正是时候摒弃二元对立、好好修补裂痕,防止极端民粹把持香港命运,而坚持“三不”——不感情用事、不妄下判断、不流于表面——则是摆脱对立思维、破除民粹主义的关键。

须知道,如果盲目将事件两极化,或会全盘抹杀其他价值和声音,令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失真。美国第67任国务卿希拉里(Hilary Clinton)曾在《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引述曼德拉对她说的话:“当我走向那道通往自由的大门时,我知道如果不放下怨气和愤怒,我只会一直坐牢。”这对现下香港而言可谓当头棒喝——当社会充斥黄蓝对阵的怨毒和仇恨,有谁真正关心事情的真相?生于乱世,我们更应有种明辨事非的责任。在漫天烽火之中,你又能否保持理性冷静地分析,并如曼德拉一样“憎恨那使我们互相为敌的制度”而爱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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