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香港政治秩序 北京正在坐实行政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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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北京治港系统反复强调的行政主导,正在香港由概念、倡议变为政治现实。

11月1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主要包括三点。第一点是对香港立法会议员提出不得损害国家安全的硬性要求,包括不能“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

11月11日,港府按照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宣布现任议员杨岳桥(左一)、郭荣铿(左二)、郭家麒(右二)、梁继昌(右一),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HK01)

第二点要求今后香港立法会议员参选者和现任议员均需遵从该决定,并确认了今年7月香港选举主任取消12位泛民人士参选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第三点赋予了港府“宣布权”。这三点合在一起,意味着从今往后只要港府能够依法认定立法会议员参选者和现任议员违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就可以合法地褫夺资格。这显然是北京在给港府赋权,增加港府对立法会的监督制衡权,坐实行政主导。

无独有偶,今年6月3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港版国安法,同样赋予了港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力。港版国安法决定成立香港特首领衔的国安委,警务处设立维护国安的部门,配备执法力量,律政司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

为了强化港府维护国安的独立性,港版国安法赋予港府在预算开支和人员编制上一定的自主权,可以“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限制”。港版国安法还授权香港国安委的工作不受香港任何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香港国安委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

在国家安全领域法官的任用上,港版国安法授权特首可在征询香港国安委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后“指定若干名法官,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在案件审理上,港版国安法赋权“律政司长可基于保护国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发出证书指示相关诉讼毋须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

短短数月之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述两个立法,按照北京的说法都是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其一个直接影响是将行政主导从概念、倡议变为政治实践。当然,行政主导不是行政独大,更非行政霸权,而主要是指在香港现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相互制衡的基础上突出行政权的强势地位。

2020年5月8日,在香港举行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会议上,泛民主派议员与保安、建制派议员扭打在一起。(Reuters)

不少人担心香港立法会今后会否沦为橡皮图章,甚至用“立法会变人大”讽刺北京的决定。这样的担心可视为对港府的提醒,可以看出人们倚重和珍惜香港现有的权力制衡。但要清楚的是,北京这一决定不太可能也不应该改变香港立法会对于港府的监督制衡作用,而更大可能是为了杜绝立法会过于内耗和反中的乱象,才赋权港府裁决立法会议员资格。北京对港府的赋权主要限于国安层面,只要立法会议员的行为不明显涉及违反国安,在香港现有政治环境下,议员的监督权还是很大。

往更深层说,既然北京赋权港府,坐实行政主导,那么港府应该承担起行政主导的责任。坦率说,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和北京治港政策,行政主导本应不是问题。但遗憾的是,因为港府长期以来施政不彰,被“小政府,大市场”的惯性思维裹挟,未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承担应有责任,迟迟不能解决香港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以至于不仅在香港本就反建制的社会氛围下难以建立威望,而且让港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不断恶化,积重难返。

如今,既然北京已经通过立法手段坐实行政主导,那么港府是该反躬自省,不能再消极无为,更不能遇到难题就被动等待北京出手协助,而是要重新审视“小政府,大市场”,提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能力,努力解决困扰香港已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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