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田飞龙:泛民总辞留下政治空白 “忠诚反对派”或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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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11日,港府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宣布于原定9月立法会选举中,被裁定提名无效的现任议员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4人,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民主派其余15名立法会议员随即宣布总辞以示抗议,热血公民郑松泰、医学界陈沛然则会留任。该如何理解中国人大的这一决定?泛民议员总辞又会给香港的政治发展带来哪些变数?多维新闻记者据此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以下为访谈实录。

多维: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4人被取消资格后,泛民议员宣布总辞,令原本70席的立法会,只剩下43名议员,除郑松泰、陈沛然外,其余均为建制派。这是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后,最大规模的立法会议员集体离任。这样的立法会构成与局面,对香港意味着什么?会对接下来的香港政治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当地时间11月11日,港府宣布根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公民党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及会计界梁继昌4名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11月12日早,香港立法会续会,15名民主派议员向立法会主席递交辞职信。(HK01)

田飞龙:这样一个立法会,代表性和运作会受到一些影响,也就是在立法会审议过程中,来自反对派监督的功能会削弱,而无节制的拉布行为也会结束。现在留任的立法会议员任期只有一年左右,并且在疫情期间主要处理一些紧迫的事务,所以基本上不会对香港的管治事务和议案任务有大的影响。要关注的是,总辞之后,对香港反对派政治路线的影响,以及对明年立法会选举的影响。

多维:你提到反对派监督的功能会削弱,香港有学者也提出要培养香港的“忠诚反对派”。这一次北京再次强调了邓小平当年的爱国者治港。在你看来,怎么才算是“忠诚”的反对派?如何又算是“爱国者”?

田飞龙:邓小平讲的爱国者,在香港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按照当年的讲法,就是拥护香港回归,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不从事颠覆的活动,等。这些实质性的意涵,这次中国人大《决定》中也有表达和体现。要符合这些条件,都可以称为爱国者,而不一定是那些非常“红”的建制派。不过,虽然香港的爱国者范围很宽,但是一定不能包括那些揽炒派议员,以及激进的要颠覆国家政权的议员。

泛民总辞之后,正好留下了一段政治空白期,那些能满足爱国者的标准,同时又不是传统建制派的一些真正的泛民主派,或者叫忠诚反对派,或许可以将这个空白填充起来。这是香港的民主政治接下来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戳下图观看香港立法会历次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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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今次的《决定》应该是北京对香港进行拨乱反正的一项大动作,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大动作?

田飞龙:中央对香港拨乱反正的动作肯定是不断的,香港社会需要有心理的预期与准备。这些动作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观察:

一个是中央既定的议程表,也就是去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涉港部分。其中提到要“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以及对于香港各项事务的监督权和管治权。所以要想了解中央要做什么,还是要回去读十九届四中全会涉港部分的清单。

二是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外,还要看香港社会如何证明自己有自治能力。还是回到“一国两制”的老话题,如果香港社会能管好自己的事情,中央就不会管这么多;如果香港社会做不好自己的事情,还偏离了“一国两制”,偏离了《基本法》,中央就一定会介入。这样一种“一国”与“两制”之间动态的平衡,实际上邓小平当年设计“一国两制”时候就已经想的很清楚了。所以中央每向前走一步,都证明香港自治能力不足,治理能力有短板。香港应该自我检讨,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香港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央的大动作就不会有,或者至少会以比较缓和的方式去展现。

多维:你说要回到“一国两制”的源头,香港目前可能比较困惑的是,香港那 “一制”究竟是什么?

田飞龙:这就是你们一直关注的问题,香港这一制是要有香港特色,而不是僵化的与西方保持一致,或者保持殖民时代既定的架构,而是要是适应香港自身的发展进行调整。即便不是因应于“一国”之需,香港自身也要思考,谋求适应自身利益的调整。

在原定的立法会选举日,香港示威重燃,警民冲突再现。(Reuters)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香港也要启动改革开放》,这是很重要的思路。因为香港要跟上时代,必须要看到“一国两制”中香港那一制也是有缺陷的,要去加以完善与弥补。这是香港进行改良的非常重要的契机。

多维:中国人大这一次的《决定》问题导向很明确,就是终结立法会乱象,让香港的行政主导实至名归。但如果我们系统思考“一国两制”如何才能在香港成功实践时,从一开始就应该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中央与香港的关系,二是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之间的关系。行政主导是第一对关系的结果,也是第二对关系的前提。但香港主权回归至今,这两对关系处理得并不尽如人意。而要想彻底终结香港乱局,或许就该回到源头上,重新厘定中央与香港的关系,进而才是香港三权之间的关系。

田飞龙:行政主导对于香港或是澳门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都是非常重要的。以往香港反对派理解行政主导,都是在一个不完整的宪制秩序当中,也就是在三权分立的意义上去理解行政主导,或是在自治的范围内去理解行政权。所以从中看不到国家管治权,看不到“一国两制”当中“一国”的部分,也从来没有尝试去理解行政主导的真实意涵,以及特首的双重身份。从香港国安法,以及这一次的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来看,明显能看得出来中央是在强化行政主导,加强特首的作用。

所以理解行政主导,必须要放在特首与行政权的宪制秩序当中,将中央的管治权纳入其中,在完整的权力图景当中去理解“一国两制”在连接“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键作用。这样才能理解为何中央在每一次的大动作中,都要去突出特首,突出行政主导。这也是对香港反对派宪制观念的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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