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能理性认识香港这“一制” 恐将长久生活在抑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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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1月11日就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指立法会议员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特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随即港府宣布原定于9月立法会选举中,被裁定提名无效的现任议员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及梁继昌4人,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

对于这次涉港决定,北京认为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维护香港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按照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的说法,这是符合全体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利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而香港中联办亦强调,是对从政者政治效忠的要求,并非中国独创、香港独有,更指爱国爱港是《宪法》和《基本法》的根本要求,以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沿着正确轨道行稳致远。

与之相对的是,泛民主派剩下15位立法会议员宣布总辞,并手牵手高叫“香港加油”及“齐上齐落”等口号。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指,北京的做法是极为荒谬,亦代表已彻底放弃《基本法》、放弃“一国两制”。在涉港决定中,北京认为是有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但泛民主派却认为是“一国两制”消亡。这不得不让港人深思,应如何正确理解“一国两制”,而香港的“一制”是什么及如何演绎。

对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泛民主派认为北京放弃“一国两制”。(HK01)

勿忽略“一国”乃“两制”基础

在宣布总辞的记者会上,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引述中共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言论,指“治港人选最好选择多些中间的人”,“左翼的当然要有,但尽量少些,同时亦要有右翼的人”。涂谨申反问,现时北京的做法是否彻底否定邓小平及彻底取消“一国两制”。涂谨申此话虽然在泛民当中很具代表性,但他未有提及的是,现时北京做法其实和邓小平当年说法并不矛盾。当时邓小平说这句话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

尤其是邓小平说的“爱国”这个前提,今天很多人可能都要扪心自问,到底有没有做到?他们到底爱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概念上的抽象的文化中国?如果他们真的“爱国”,会对港独与激进本土如此暧昧,乃至于同流合污吗?如果做不到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前提,又何来治理特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行政单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呢?

香港回归初期,北京治港体系为让香港平稳发展及修补与港人的关系,给予香港很大的自由度,甚至未及时纠正一些误解。北京治港体系出于香港平稳发展考虑而回避争议乃至“井水不犯河水”的做法,与香港社会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对内地的偏见、误解和意识形态认知相互叠加,导致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港人日益习惯只强调及侧重于“两制”而忽略“一国”,甚至用一种陆港区隔的思维,将香港这“一制”视为抵制内地那“一制”影响的屏障。正是在这种民情下,当陆港交流日益频繁,北京一再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立刻遭到不少港人的抵制。

北京要求全面理解“一国两制” 始于“占中”

现在回过头来看,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可以说是北京治港政策转向,要求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重要转折点。而这一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是当年香港社会计划发起占中。“占中”的爆发不但加深港人的反中情绪,而且让不少港人更加侧重“两制”抵制“一国”。这也反过来引起了北京更大的警惕。

现任议员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及梁继昌4人,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 (HK01)

自此之后,北京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基础上更加突出和强化“一国”,反复要求香港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2017年习近平在香港回归国家20年庆典上表示,“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申“‘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

理性认识香港这“一制”

如果说香港回归前后,关于“一国两制”尤其是香港这“一制”的认识还处于相对笼统、抽象层面,港人有许多误解或似是而非的认知,那么在经过过去几年北京反复强调的要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后,在经历一连串北京治港的重要调整后,尤其是港版国安法和今次人大决定后,是该回归理性,重新认识香港这“一制”。

有几个原则需要把握,首先,正如《“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所述,“两制”是属和派生于“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先维护“一国”,而香港出现的“分离”及“港独”主义明显损害“一国”,而部分港人偏向“两制”,亦会动摇“两制”的基础,不利香港高度自治。在坚守“一国”的大原则下,“两制”或者说香港这“一制”才能发挥优势。

其次,“一国两制”中香港这“一制”和内地那“一制”不应互相对峙,相反应是互相配合及互相尊重的关系。以澳门为例,北京多次强调澳门回归後“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坚持“一国”之本及善用“两制”之利。而澳门凭“两制”之利,把握内地发展机遇,例如内地为澳门提供庞大且多元的发展空间,又签订CEPA自由贸易协议,进一步大幅开放内地市场,便利澳门企业发展。而澳门除因“两制”之利“近水楼台先得月”外,亦因“两制”而可继续延续自身的优势。透过澳门“两制”的经验,应理解“两制”的初衷是两者互相尊重及配合,而非对抗。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香港这“一制”在“一国”之下保持的既有特色和传统,但是又必然要概括承受新时代中央的治港思维与政策,受到内地政治与经济社会变化的辐射影响。来自中央的治港主张与治理想象,包括双方在积极或消极互动中投射到中央政府的印象,都必然会嵌入香港这“一制”,成为这“一制”的有机构成。

“两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先维护“一国”。(HK01)

香港在经济上,会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成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化自由港,但是必然要融入中国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融入大湾区经济,并在其中寻找发展机遇。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香港会继续实行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但是基于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的现实需要,以及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又必然会强化政府这只手的作用,会不断增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政府角色,资本在经济活动特别是利益分配上的主导角色必然会受到抑制。

在政治和法律上,香港三权互相制衡和配合,法律亦沿用普通法系,但是行政主导既是一个事实,又是不断强化的方向,事实上,这次人大蕴涵“爱国者治港”内涵的决定与港府即时宣布4名泛民议员丧失资格,就在法律与实践两个层面同时巩固了行政主导。在社会上,相对于内地,港人享用广泛的言论自由,社会上亦创立各种非政府组织,但港版国安法落地又为此确立了言论与行为边界。这些都是香港这“一制”的新内涵、新特征,认识不到这些变化,或者接受不了这些变化,恐怕会长久生活在抑郁与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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