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风波以来北京动作不断 香港管治秩序已然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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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对香港立法会议员提出不得“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的硬性约束,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香港立法会秩序,巩固了行政主导。

11月11日,港府按照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宣布现任议员杨岳桥(左一)、郭荣铿(左二)、郭家麒(右二)、梁继昌(右一),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HK01)

这一决定看似有点突然,其实有迹可循。今年7月原定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间,香港政府选举主任先后取消包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在内的12名民主派代表的参选资格。事后香港中联办发表声明支持选举主任的裁决,强调“‘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放在更大背景来看,今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不过是修例风波以来北京治港一连串动作的最新注脚。2019年因港府为了填补司法漏洞,修订《逃犯条例》,未料酿成修例风波,让香港一度警民冲突不断,催泪弹、汽油弹横飞,街头打斗频发,戾气四处蔓延,香港陷入回归中国以来最大管治危机。

当时大量反思过去治港正反面经验教训的声音在陆港舆论场上不断流传。去年在此背景下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以一个章节来阐述“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围绕治港需要“坚持和完善什么”、“巩固和发展什么”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其中就包括暗含港版国安法的“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或许由于不习惯中共政治语言,当时香港社会对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涉港论述关注不多,许多港人都没想到后来北京重塑香港管治都由此埋下重要伏笔。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后,今年1月、2月,北京治港部门的重要人事调整打破了过去多年的惯例,封疆大吏出身的骆惠宁、夏宝龙先后执掌香港中联办、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有效提升了治港部门的工作效能和执行力。这也是后来香港中联办、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变得更加活跃,不惧争议,频繁就香港问题发声的重要背景。

期间,香港中联办、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专门澄清“两办”是“中央授权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不是《基本法》第22条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当然有权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基本法正确实施、政治体制正常运作和社会整体利益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这相当于确认了“两办”在涉及“一国两制”运作等重大问题上对香港管治有监督权。

11月25日,林郑在香港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谈到港版国安法对于香港稳定的正面作用。(HK01)

再之后就是今年6月30日港版国安法的颁布实施,相当于强势为香港划定了国家安全的边界,对一些港人过去多年所习惯的国家安全不设防的自由有所抑制和收缩。这在当时引起香港舆论的很大反弹,不过从过去几个月的实施情况来看,确实如香港特首林郑在今年《施政报告》所言,“为恢复香港稳定带来显著效果”。

而北京之所以不再等香港自行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冒着争议直接出手立法,最主要的导火索就是修例风波。今年5月,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在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时提到,去年修例风波暴露了国安漏洞的短板,中央在去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时下定决心,要建立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港版国安法不仅在香港构建起了维护国安的篱笆,还明显强化了行政主导。例如,港版国安法决定成立香港特首领衔的国安委,其工作不受香港任何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在国家安全领域法官的任用上,港版国安法授权特首可在征询香港国安委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后“指定若干名法官,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从去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一系列“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主张开始,到最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短短一年时间,北京在去年修例风波带来的空前压力下,动作频频,强势重塑香港管治,对香港政治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既再次说明了修例风波构成了北京治港的分水岭和关键节点,又反映了北京在香港事务上的强大掌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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