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2.0|从治港政策轮番变化 透视中共治港原则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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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宝龙在2月22日的港澳研讨会上的讲话,传递出北京将主导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明确讯息。(中国政协网)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月22日在一场研讨会上,以“爱国者治港”为题发表演讲,强调香港选举制度不能背离这个原则,称“无论是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还是完善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以及我们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传递出北京将主导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甚至可预见的未来不排除修改香港《基本法》的明确讯息。

隔天,港府公布向立法会提交的《2021公职人员参选及任职条例草案》,拟引入区议员宣誓规定,而因宣誓无效,违反宣誓内容者将被取消就任资格,五年内不得参选。北京基于巩固“一国”秩序和底线的治港政策的轮番调整,让香港习惯于将“一国两制”理解为“井水不犯河水”社会认知再一次受到冲击。

站在北京的立场,对于回归已近24年的香港,“一国两制”的关键是“一国”的事实如何在香港这一制的具体运作上有所体现,而且是作为核心来体现。这是北京治港政策和行事风格发生变化的肇始。

基于此,自修例风波之后,北京治港政策发生重要调整,频繁推出新动作,不论是港版《国安法》,还是中国全国人大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履职资格的决定,还是即将进行的选举制度修改,乃至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对香港《基本法》的修订,背后能看到中共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和坚守的原则。

香港的从政者,包括公务员和官员,乃至整个香港社会可能需要明白,时代不一样了。以前区隔式的“一国两制”,包括大多数官员的港人都不需要和中央接触,更不需要思考中央想什么。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他们要有心理准备,需要全面认识中共的政治文化。

首先,中共对特殊的地区有特别的包容和弹性处理,但也有其需要坚守的边界和底线。包括施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和澳门,甚至毗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深圳等,都是“包容和弹性处理手法”的受益者。从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正式施行“一国两制”,不仅“舞照跳,马照跑”,而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也不是一句空话——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香港特首也由香港人选举产生。

香港回归近24年来,北京一直尊重香港的各式社会制度和民间政治生态。实事求是的说,香港回归之后,北京并未过多地干涉香港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对香港放任不管,不会坚守底线。

邓小平1987年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有这样一段著名论述: “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一国两制”有其需要坚守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一国”。中共可以容许香港存在“骂共产党”的声音,也可容忍香港出现街头政治运动,甚至因为香港人的反对而搁浅诸如“23条立法”等,但在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是绝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香港修例风波出现街头暴力以及反“一国”元素,是北京所不能容忍的(详情请点击查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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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共相信稳妥、渐进的改革是最可行的发展路径,反对在其看来冒进或急于求成的改革。在治港问题上遵循的也是上述原则。比如2003年的“23条立法”,因为所谓“威胁到了《基本法》规定的公民自由”,反对者的示威游行,让香港政府搁置至今,北京并未强行推动。再比如在香港政改的问题上,北京即持“循序渐进”立场。2014年3月,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谈及香港普选的问题曾表态:中央对香港的政改,持“一个立场、三个符合”,即坚定不移支持香港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立场不变,普选特首要符合本港实际情况、基本法及人大常委会规定,行政长官要符合“爱国爱港”标准。

再者,中共具有强烈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对地方有起码的政治忠诚要求。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忠诚不是微观的、官僚意义的,而是宏观的、民族的。但一直以来,很多香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认识,集中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利上,严重忽略了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应尽的义务。

香港作为中国的领土,从1841年开始被英国殖民长达156年,1997年根据“一国两制”政策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确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但不少港人特别是参与街头运动的人,似乎仍然活在殖民地时代,对曾经的殖民者顶礼膜拜,对中国内地的一切都持否定态度。在修例风波中经常出现示威者挥舞美英国旗的景象,在冲击香港立法会的事件中,激进示威者不仅在立法会主席台上撕毁《基本法》,涂污香港特区区徽,甚至将英国殖民时期香港所使用的旗帜,展示在立法会议事厅的中央。这显然是北京所不能容忍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容忍类似事情的发生。

2019年7月3日,香港修例风波中,抗议者闯入立法会,对立法会造成破坏。示威者冲击香港立法会,打出港英旗帜。(AP)

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上,“一国”是红线,“两制”是变通。这从“一国两制”提出之时就已经很是明确。“一国两制”的实施,确实确保了香港以及澳门,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回归。但“一国两制”的出现,最大的目的是在保持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的繁荣稳定前提下,实现国家统一。后者才是根本,因此,当出现威胁这一根本的事态发生之后,北京强硬出手是必然选择。这一点,很多香港人尤其是走上街头的人不明白,或者说不愿意明白。

在行事作风上,中共要么不出手,保持忍耐,要么决定出手不达目的不会轻易罢休。香港现在的情况便是如此,本来作为“两制”下的特区,香港有很多弹性空间,但过去多年与北京互动过程中的非理性对峙,尤其是修例风波和2019年区议会选举后本土抗派试图夺取香港管治权,以瘫痪政府来要挟,深深刺激到北京。中共讨厌以西方在野式的对抗、要挟手法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可以想见,即便中国推动选举,它也不会是那种敌对式、斗争式,而是选贤与能,强调谁最能解决问题。北京主导的,以“爱国者治港”作为根本原则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必然不会是一些港人所期待的西方式选举制度。当然,也不会和内地一样。

显而易见,香港社会是时候直面中共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要开始改变对中共的传统看法——建立在西式民主和自由主义立场,以及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经验之上的认知。当然,这不是盲目的转变,而是通过对这段历史发展和国家的变化,包括内地人民对这个政党的看法。在现有政治现实下,香港只有转变观念,学会与北京沟通,才能有更大空间。这种“学会”,不是“投降”的意思,而是要认清香港的政治现实,认清“一国两制”,认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香港如何与内地联结。

溯源历史,让香港持续保持繁荣和稳定下回归和发展,是“一国两制”的初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香港《基本法》,在序言中明确: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这背后其实是对香港社会和香港民众的负责,让香港在没有大动荡,甚至战火和硝烟下实现回归,让香港在回归之后持续保持繁荣和稳定,是“一国两制”制度设计的初衷。

但问题在于,香港日趋变质的街头政治,已经严重影响了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已经触及香港700万人的核心利益。这是北京治港政策接连作出调整的源头。换句话,就是北京要重新厘清:香港到底是谁的香港?不仅是700万港人的香港,也是中国“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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