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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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个“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郑庄公是郑国国君,他有个弟弟叫共叔段。郑庄公的母亲偏疼共叔段,不喜欢郑庄公,肆无忌惮地为小儿子争城池、争财富、争利益。郑庄公对这娘俩予取予求,要什么都给,提什么条件都答应。这娘俩认为郑庄公软弱可欺,于是就密谋发动叛乱,取而代之,郑庄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了叛乱。

这则两千多年前的故事,像极了香港主权回归至今的真实历程。“郑庄公”是北京,“母亲和小儿子共叔段”捆绑为香港。九七前后,香港是内地仰望的对象,是“会下金蛋的鹅”,代表着现代、文明与法治,邓小平承诺回归之后“马照跑、舞照跳”,香港维持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以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权。被宠惯了的香港,经过24年的“一国两制”实践,却越来越不满足现状,认为可以摆脱“一国”,可以挟百万人游行以令中央。

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讨论。(新华社)

最终的结果,既有抽象的也有具象的。抽象层面,那就是北京越来越不信任香港,越来越加强全面管制权;而具象层面,则是陆续出台“港版国安法”、关于立法会议员资本问题的决定、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是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所说的一套法律“组合拳”。

面对今次的现实,港人可以继续将罪责归于北京,这是很直接且容易在心理层面获得满足感和共鸣的做法。香港过去24年里经历的种种,北京的确难辞其咎,就像我们之前一贯强调的,过去“河水不犯井水”的治港思路,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香港的发展与繁荣也一再掩盖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香港主权回归并不是问题的结束,反而是如何有效管治等更为关键的一系列问题的开始,以为香港回归了就万事大吉了,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很大的风险和隐患。

北京也是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问题,也在拨乱反正,这一变化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中共十八大后。2014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是北京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关于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其中最为核心的第五部分对于厘清香港问题的几个基本问题做了系统阐释,包括: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香港宪制秩序、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香港必须坚持的行政主导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正是在这一白皮书中,首次对全面管制权和高度自治权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说明。

香港很多人可能只是将这份白皮书当做北京对外发布的众多白皮书中的一份官样红头文件,压根没有将其太当回事。因为紧随其后到来的,便是“雨伞运动”,反对派通过占领中环要求北京收回“8·31”政改框架,民主派最终在次年的立法会上离奇否决了这一政改方案,成为中国建制以来最高权力机关之决定被地方否决的首例。

2015年9月28日,香港雨伞运动一周年,香港多个民间团体集会纪念这一占领运动。(Reuters)

香港回归以来最接近双普选目标的进程戛然而止。谁该为这一结果负责?在北京看来,香港的历史拐点无疑是反对派给耽误了,反对派应该负主要责任,中央政改五部曲这条路一直在,随时可以重启以继续把路修完,关键在于香港怎么选;而在反对派和不少港人看来,“8·31”政改框架所规范的双普选,距离港人所希冀的“真普选”相去甚远,不要也罢,方案被否决不仅无关乎谁负责任的问题,反倒是一场难得的胜利。

被“胜利”裹挟的泛民群体,北京也在竭力争取,毕竟这是香港政治现实的很大构成,不可能“傲慢”地打入另册。所以2016年5月19日,中共主管香港事务的最高级官员、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问香港。在第二天的晚宴前,张德江与部分立法会议员会面,进行闭门交流,其中包括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等4名泛民议员。这是香港九七回归后中共最高层首次与泛民会面。会面后,刘慧卿谈到,“很明显,他(张德江)在听。我们想看到会面之后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变化的发生从来不是即刻的,北京与泛民关系的转圜也不可能一蹴而就。2017年时值香港回归20周年和新任特首就职,习近平访问香港时的讲话,今天回过头来看,也是一个关键节点。习近平引用一句粤语俗语“苏州过后无艇搭”劝告港人,机遇转瞬即逝,要因时因势而变,香港才能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也才能继续扮演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试验场的关键角色。此时的北京和习近平,仍对香港抱有期待,香港自治还留有很大空间。

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一心只想着“五十年不变”的香港最终不可避免被卷入到一场大变局中,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严重撕裂,以及无以名状的身份焦虑。2019年那场旷日持久的反修例风波,最终彻底改变了北京对香港的态度,不信任的种子就此埋下并随着修例风波的持续动荡生根发芽,也让各方再也无法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涉港部分对于香港究竟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顶层设计,骆惠宁、夏宝龙先后高配中联办、港澳办形成的“夏骆新局”,中联办发言人制度的重启以及两办针对香港问题的积极发声表态,都不难看出北京已经彻底转变治港思路。

随后到来的“港版国安法”和今次中国两会上重点审议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都是反修例风波必然结出的“果”,也都在十九届四中全会顶层设计的延长线上。后续地,随着香港回归后重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展开,更多的动作亦不会令外界感到意外。而在政治问题逐次厘定后,经济与民生,也就是习近平在访港时所言的“发展问题”,亦会尽快成为香港治理的主轴。这一点,从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两会期间的讲话中,即不难看出。

最后回到香港“罪与罚”的主题。香港走到今天,北京、涉港机构、特区政府、建制派、泛民等各方或多或少都有“罪”,可不管“罪”的比重几何,最终的“罚”都切实地落在港人身上。如果港人继续单向度将所有“罪”归结于北京,治港者在“一国两制”2.0阶段只是扮演“忠诚的废物”,泛民情绪化地认为夏宝龙那句“爱国者治港不搞清一色”只是说说而已,那么更多的“罚”将落在港人身上,没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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