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平|经济民生才是检验香港治理效能的核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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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已经结束的中国两会,虽然最为关键的议程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但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却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这也是继港版国安法之后北京拨乱反正香港乱局的又一剂猛药。围绕今次选制改革,以及北京治港接下来的安排,多维新闻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

多维:在官方所发决定中,有两个说法很值得关注,一个是九条之前的——香港回归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一个是九条第一条——切实提升特区政府的治理效能。我们知道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是并列存在的。您怎么理解将体系和能力的要求作用于香港?

已经结束的中国两会,备受各方关注,尤其是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Reuters)

黄平:我的理解未必准确,据我所知,我们常讲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制度建设的方面的中国特色,既包括前三十年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党的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也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开始实行的基层选举与自治和在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自香港澳门回归后,“一国两制”就成了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的一个制度创新。在香港回归前,整个香港的治理体系,包括法治层面和宪制层面,都不在中国的治理体系里面,是属于英国治理架构之下的。从1997年7月1日开始,香港的宪制和法治就都纳入到中国的治理体系之中了。

多维:所以这次强调“重新纳入”,相当于“一国两制”1.0解决的是主权回归问题,虽然彼时香港治理名义上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但其实过去24年并未真正落实,而“一国两制”2.0的要义,就在于要名副其实,这也意味着接下来香港的治理尤其是特区政府的治理效能,尤为重要和关键。

黄平:我理解“重新纳入”这个表述的意思是,在英国人来以前,香港本来是中国当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已经在中国的治理架构中,后来被纳入了英国的架构里,回归后又重新回到中国的治理架构里面,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个特区,就必然成为中国治理架构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多维:反过来看,北京也非常有必要自我检讨,回归这么多年了,一直到今天才将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去思考香港的治理问题。而且一直到2014年,才有了第一份关于“一国两制”和香港的白皮书。

黄平:不是现在才纳入,而是一回归就已经重新纳入了,具体的当然也是一边实践一边摸索,老实说也是因为“一国两制”在历史上没有过,当时回归后有没有松了一口气的现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且回归时香港属于发达经济体,似乎什么都比内地先进和发达,内地还要向香港学习。几十年下来内地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不少城市已经超过香港,这在当年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你说“自我检讨”,其实都是一个从实践中学习的过程,要是没有一次又一次出现问题,哪有今天更加清晰和明确认识?

多维:历史地看,中共在香港回归以前走的是底层路线,但随着九七的邻近,为了回归,采取了官商共治,开始走上层路线,这个路线一直延续至今天,虽然官商共治解决了回归之际的问题,满足了当时的需要,但经过这么多年也积累了不少矛盾,随着“一国两制”进入2.0,北京会否调整治港路线?

黄平:至少回归以来发生了这么些事情,有的是没有预料到的,23条立法通不过,2019年的修例风波,甚至一次比一次严重。从中央或国家的角度看,除了那些反华乱港者一心一意捣乱乃至破坏之外,我们的具体工作也一定都要反思。其中一个象征性的是,走到香港的贫民居住的地方去,虽然说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那么容易,但这一步迈出去了,至少是象征性的,表明了要关注底层的问题,不是只走上层路线,特区政府也要回到中下层普通民众和青年中去,关注并妥善解决好民生问题。

多维:这一次选举制度改革强调“爱国者治港”,这是最底线的要求,但是外界也很担心,爱国者会不会是“忠诚的废物”,不能说把泛民相应地打下去了,好像建制派就天然地爱国了。至少我们看到过去这么多年,治港者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经济民生问题,爱国的问题可能解决了,但是治理效能的问题却仍然很突出。

黄平:首先是爱国,这是底线。能力方面不能越治越差,例如民生问题,不能越来越严重,香港不是没财力,不是当年我做内地贫困研究时的贵州、云南、甘肃、宁夏等,从最近热播的《山海情》中也可以看到,内地贫困地区都在一天一天明显改变。一个更明显的比较是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深圳起步比香港晚,但变化也快,比较起来香港却似乎一天不如一天。这样的局面,有反对派作对、捣乱的因素,当然也与特区政府的一些官员们的治理能力相关。

与内地相比,香港官员们毫无疑问看上去光鲜亮丽,不仅上班穿西装、打领带,而且外语和风度都很好,内地基层的官员则显得土里土气,但是比较一下治理能力就知道看人看事不能只看表面。对很多香港官员来说,修例风波以来也是前所未有的锻炼,之前很长时间似乎也没什么压力,过于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美其名曰“小政府、大市场”,在治理上一直才采取的是消极干预,经济上则是积极不干预,这也是官员治理效能总是显得不尽如人意的缘由吧。

多维:除了特区政府治理效能之外,目前香港社会至少有六成人,对目前的选举制度改革是不认可的,对中央也是不信任的,认为这样的安排抑制了香港社会对于民主的诉求,使得香港的民主进程一夜回到了回归初期,甚至不乏有人断言“一国两制”已死。中央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难题?

黄平:这个问题不能是看一时的“民调”,而要取决于怎么做和做的效果。看文字看规定,看全国人大的决议,常委会届时对于《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改,是一个层面,操作层面的具体落实、确实见效,是另一个层面。至于你说的不认同和不信任的问题,香港的“民意”已经很长时间是扭曲的了,不管出台什么,第一时间是怀疑,是抵制,是不信任。这次选举制度改革是要确保爱国者治港这个底线,所以关键不在于“民意”现在作何反应,而是看真正执行之后,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之后,真正让香港繁荣稳定,也真正落实好“一国两制”。

以九七回归前后为例,1992年至1997年回归前,我也时常来香港,当时一些港人很担心回归,叫“九七大限”。6月30日半夜,一些香港人在现场留着眼泪看着英国人走,觉得中共来了、英国人走了,表现出很心疼,很担忧的样子。当时就有过一波移民潮,不少人选择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但后来很多又回来了。

所以,回到这一次的选举制度改革,挡住的只是极少数反对国家在香港行使主权的,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的实施和改善香港的治理和民生,甚至更为长远的法治与民主。而不是说从此就没有任何反对派了,从此再没有争论了,不是从此任何一个方案就是特区政府或者特首怎么说就怎么弄了,而只是把那些本来就不能入局不该入局的不爱国者甚至一心一意反对和破坏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人挡住,以便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的前提下既贯彻好一国两制、维护好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也更妥善地解决好包括香港就业和住房在内的民生等深层次问题,再没有那么多非法的阻扰和障碍,再不至于什么事情都一味地泛政治化,甚至一味地反中、乱港。

所以,现在断言“一国两制”已死,甚至因为有人选择离开就认为香港没有希望了等,是非常短视的,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关键还在于如何实践,今后的三年到五年很重要。真正的考验,不只是文字上怎么斟字酌句,还要看如何实践和操作。如果实践的结果是香港的繁荣稳定有保障,就业、住房等民生有改善,社会氛围和认知也“或快或慢”跟着改变。

多维:如果香港在新的周期中转圜得比较好的话,虽然8·31现在是一个烂尾桥,走不下去了,但双普选还是有可能的。

黄平:这方面还有几个要跟进的,比如23条立法,831的后续,再就是下一个25年,“一国两制”2.0如何行稳致远,特别是香港的经济和民生,年轻人的就业住房和发展前途,究竟是变得更繁荣更稳定,还是继续被人坏港、臭港、死港,这是最重要的。当然西方媒体和香港已经形成了某种媒体氛围,但反过来看,治理本身是实践,不是凭嘴说出来的。

2019年爆发的修例风波,成为加速北京对港政策之变的转折事件。(AP)

多维:我们知道,您一直从事社会学研究,回看过去24年,从社会学维度来思考,香港社会除了治理效能不足外,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为何会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

黄平:我觉得最大问题是香港的社会结构出问题了,尤其回归以后某些方面还在继续恶化。“一国两制”中的香港那一制,也就是资本主义,有多种多样的形态。很多国家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经不同于18、19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不再是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所谓“自由竞争”就是自由掠夺、弱肉强食,但他们也引入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如通过二次分配缓解贫富悬殊问题,通过税收制度和福利政策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这在社会政策方面至少部分限制了大资本和资本集团赢者通吃。

就此而言,香港的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回归以后变得更分化、更固化。不但大资本的财富越来越多,还垄断公共资源,按理说公共资源是要政府出面来搞,可在香港很多公共服务和设施也在大资本、大财团和大家族手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和创新,一开始也确实缺乏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该政府干的事情交给了资本和市场,有的还是在大资本手上,这个问题不是谁心肠如何,而是社会结构不合理,导致在社会经济和民生等方面问题积累,时不时由于各种内外气候变化而爆发。

多维: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

黄平:我只是政协委员之一,也不能说都这样认为,但是至少国家正在反思,正在重新思考。我也认识一些老人,有的当年参加过《基本法》起草的老人,他们都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回归以后,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香港居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香港居民在享受两制中的资本主义这一制的同时,作为国家的一员,有如何认同国家的问题,也有在国家大发展的过程中妥善解决好自身的定位和随着国家整体的发展而发展的问题。在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方面,即使仍放在“四小龙”中,香港也是解决得最差的。社会学意义上,香港的社会结构出了问题,社会政策也没有及时跟进。社会结构上阶层固化、贫富悬殊,社会政策至少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与缓解,可香港就是没有跟上,甚至干脆缺乏相应的社会政策。还有,内地各级干部每一年都有严格的考核、考评、检查、验收、审计、纪检,香港缺乏严格的官员考核。

多维:所以说忠诚的废物还是有的。

黄平:这个说法欠妥。当然治理能力有大大提高的空间,现在首先是要解决忠诚问题,爱国问题,再一个就是能力问题,如果连个健康码都搞不定,核酸检测也要抵制,什么都一味地向英美看齐,或者泛政治化,或有人反对就不做,那怎么行呢。

多维:提到认同感和信任问题,很多人会怀念2008年前后,彼时陆港关系达到了空前的高点。那个时候香港也有深层次矛盾,也有23条立法的困难,可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高的认同感?

黄平:国民心理的形成既和长期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社会政策有关,也受到一时一事的事件影响。你看9·11发生后,美国人一下子都特爱国,9·11发生的时候整个社会氛围很快变了,原来骂政府的都不骂了,同仇敌忾的样子。汶川大地震这么大的灾难,是自唐山地震之后我们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很容易形成某种心理层面的共振效应。表现在陆港关系上,就是很广泛的支援、支持、捐赠,后面是空前的认同感。一些事件可能是偶发的,就可以马上影响到很多人的心理。

多维:对于陆港关系变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香港管制团队也好,中央及涉港机构也罢,有没有做过深入思考和研究?据我们所知,中央对港研究在回归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很缺乏的,甚至有时候刻意在回避。

黄平:我自己认为,我们的研究,包括本地各个社团对香港的研究,很多是不够深入的。香港也有很优秀的学者,不少是有欧美背景的学者,但他们瞄准的是欧美的学术标准、学术评价、学术排名,写英文文章跑到欧美杂志去发表,甚至直接研究欧美,真正做香港研究的学者其实不多。我们也看到的一些很好的学者和研究,还有很多是做评论,在媒体上做点评,内地的香港也很少,港澳研究在内地学术领域里也是很边缘的,很小的一个学科。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有难度,接地气难,另一方面也是政策性激励不够,还没有一套体制机制去鼓励一流学者专注于研究香港。

多维:社科院也去的晚了,早一点去就好了。

黄平:至少80年代我们的学者就去了,或者在研究了,连我们年轻人也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等挂过职。为了顺利回归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可回归后,反而以为万事大吉了。这个方面学界也确实要反省要检讨,研究层面、学理层面,怎么跟上、接上,争取第二个25年里,在经济、社会、历史、教育、舆论、民生、就业、住房等诸多方面,下大力气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为了真正坚持好“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国家和内地的研究人员要更积极参与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研究中来,而不是“港人治港”就只是当地人的事,好坏由香港人自己承担,那对于我们学者也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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