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把港人治港落到实处——对选举制度改革的积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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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香港大多数人都在观望中国中央政府如何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当从两种视角望向同一件事情,由于角度不同,看见的东西会不一样,选举制度改革就是例子。香港泛民主派注意的是方案能保留多少直选议席,但主导改革的北京则把焦点放在如何减少议事过程中的政治干扰,特别是通过修补制度漏洞,让不符合“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参选者无法进入议会。前者只因直选议席减少就声言改革是民主倒退,后者着眼的则是在重构选举委员会和设置资格审查委员会后,安全系数要大幅上升,对于泛民主派是否关注显然并不介意。

实话实说,当社会发生严重政治冲突,作为最高责任方的中央政府能够敷衍应对、继续笑脸迎人吗?泛民主派、建制派,甚至商界、香港政府也许都可以得过且过,但中央政府可以吗?

表面看来,泛民主派的境况最糟,他们对改制近乎失语,就是因为深陷两难困局:一方面抵挡不了激进派窃取道德高地之后的民粹压力;另一方面亦无法接受骚乱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对政治格局的严肃整顿,结果只能由时间去冲淡尴尬。但香港建制派的情况其实更不好受,“忠诚废物”的帽子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又无法驳斥,只能沉默以待。他们知道自己在中央面前并不待见,中央的行动是针对乱局,很多人以为这是要打击泛民,事实上,建制派受到的责难更入肉,“废物论”反映了北京官场的主流观点,这才是真正的尴尬所在。

商界的忧心则是多面的,他们知道深层次矛盾的批评声音愈大愈频密,就愈会突显自己的角色,但他们仍未知道中央将如何推行经济及民生改革,会触动到自己多少利益,真可以说是坐立不安。资本家的利益不是抽象的,都是真金白银,他们不愿意失去主导市场的地位,然而,中央既然要约束内地资本的无序扩张,也就不会对香港商界的垄断视而不见,香港要继续发展经济,但商界以往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很可能无法维持。

从任何角度评价,香港政府的治理质素都是失败或低效的,这已经是京港共识。无论是修例之前、骚乱过程中、疫情期间,还是应对改革要求、回应中央指示,每一个阶段或领域,政府官员都进退失据,掌握不了民情,无法知道解决问题的药方所在,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甚至是傲慢对待社会的合理诉求,对北京的指令也诸多推搪。可是,中央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的套话还能够遮掩港府的失误多久?政府官员面对的不是尴尬,而是生死存亡。如何收拾残局?最宽松的做法是为自己留个下台阶,保留面子,安静地退出历史舞台。

香港过去大选区多议席的设计使当选门槛偏低,徒令议席碎片化及助长激进势力搅局,同时也造成严重的选票浪费。(AP)

改制纠正选举弊端  为更全面改革开路

这次选举制度调整是改革的一步,而且是承先启后的关键一步,之后还会有更全面、多维度、多层次的改革,时间估计持续数年。改革的目的很简单,深化“一国两制”,用另一种方式让“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功,这关乎中共的历史定位,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成功,因此必须是完胜的。借用英国脱欧公投的例子,对留欧派或英国工党来说,公投结果是晴天霹雳,泛民主派当下的心情估计也一样。但既然米已成炊,留欧派也只能够在脱欧谈判中做得更好,积极为脱欧之后的英国谋求最大福祉,因为说到底,脱欧不是世界末日,只是要建立另一种形式的治理。香港没有脱欧谈判,但在选举制度调整之后,应做的就是社会改革。对身为社会大多数的“和理非”来说,如果能够务实面对,依然可以从多个层次积极看待选举改革。

首先,由于少了直选议席,选区增加到十个,而且每个选区只有两个席位,政治博弈的气氛会全面缓解,乱糟糟的选举宣传会减少,政治躁动与情绪化操作对社会的冲击亦会下降,对社会恢复理性与稳定将会是积极的。

其次,严厉的提名和资格审查机制,包括双议席单票制的结构,将把激进候选人彻底摒除在议会之外。《香港01》一直认为立法会选举所采取的多议席单票制模式并不合理,大选区多议席的设计使当选门槛偏低,徒令议席碎片化及助长激进势力搅局,同时也造成严重的选票浪费。以2016年为例,新界西两张单人名单朱凯迪与何君尧得票相差一倍有余,但同样只得一席;九龙西游蕙祯得票不及蒋丽芸与梁美芬这两张名单的一半,但后二者也只能与她各分一席。这种制度是荒谬的,它只会制造撕裂和冲突。过去多年的议会乱象就是如此造成,选举制度调整彻底纠正了这种弊端。

第三,全国性机构的香港成员作为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多个界别的候选人,能够更好将融合的“一国两制”这种新理念植入香港社会,改变以往区隔的“一国两制”。这是有意义的,但需要时间让香港社会习惯,亦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具体行动,反驳部份人认为这些成员是政治傀儡的偏见。中央政府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且要系统地纠正它,特别因为这些机构既要承担新的政治任务,更要承担衔接两制之间多个领域的融合发展之责,对“一国两制”的成功发挥关键作用。

第四,根据传统认知,间接和协商选举的结构将政治竞争前置于小圈子中。以往的中联办和港澳办尝试平衡各方势力,但内部恶斗难以避免,甚至可能催化腐败,今天的治港体系显然更具权威,足以净化恶质选举文化。如果中央政府对这些机构的运作持续改革,它们选出的代表应该有更好的议政能力。当然,社会的认受性还是需要时间培养。

要让港人逐步接受选举制度调整,首先要化解香港社会对中央普遍存在的误解。误解是传统精英和激进派舆论长时期误导的结果,建制派没能力驳斥,治港体系亦视而不见,甚至在无意中令误解得以巩固。误解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内地的无知和偏见,许多港人下意识地不愿意看见自己由绝对优越沦落到相对落后,不努力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结果是由逃避现实恶化为拒绝接受现实,因拒绝而让误解深化,无法再有开放的胸襟去接受崭新的政治格局,更无法拥抱一个自己不再熟悉的国家和世界。另一方面是精英阶层对内地的傲慢,他们往往以西方的视角对内地评头品足,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阿拉斯加回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傲慢时如是说:“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同样的批驳也可应用到香港的精英身上—“你们没有资格趾高气扬地同中央说话,内地不吃这一套”。

杨洁篪在阿拉斯加回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的一句,也许可套用到香港的精英身上“你们没有资格趾高气扬地同中央说话,内地不吃这一套”。(AP)

做好“一国两制”2.0桥梁 才能洗脱“忠诚废物”恶名

我们也不能无视以人大和政协代表为主的建制派同样在助长误解,虽然这并非他们的主观愿望。人大和政协部份港区成员的言行与其身份并不匹配,更不能恰当传播国家对治理和“一国两制”的要求。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要求对香港“一国两制”作出完善和发展,然而,有哪一位人大或政协港区代表曾经为香港人介绍过其中的“一国两制”2.0的深意?又有谁为香港年轻人解说过国家“十四五”规划对他们的未来有多少影响?更有谁是“一国两制”的权威解读者?如果中央政府在邀请港人出任人大和政协代表时做得更严谨,让香港人认同他们,也可激发代表们以香港的视角发声,并成为香港人认识内地的桥梁,改变香港人对中央的认识。

这是让香港人拥护选举制度改革的最艰难部份,亦是最关键的一步。首先,香港社会普遍认为建制派从政者的议政水准和执政能力有限,对人大、政协委员的期望不高,内地法律学者田飞龙无意间说出的“忠诚废物”,或许反映了不少京官的观感,更在香港社会真正产生了回响。由于香港人长年对人大和政协事务不闻不问,要改变这种评价和陌生感很不容易,更何况大家误以为基于“一国两制”,香港人不需要了解人大和政协。因此,融合的“一国两制”必须在这方面先找个破局的缺口,但情况并不乐观。

其次,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及进入政府的问责官员表现并不突出,给人的印象强差人意。如果新制度下从政者的表现继续如此,民间无论是出于何种立场,对选举委员会的信任都不会超越对建制派原有的信任,亦即不会认同选举制度的改革。这是藉调整选举制度实现改变政治格局这一目标的最主要障碍。

第三,香港人能否真心和彻底接受选举调整,甚至心悦诚服地承认以往的抗争是错误的,取决于中央政府能否快速证明这次调整可以实现经济和民生上的改革。难度并不大,只要中央不直接介入社会改革,而是监督新制度选拔出来的议员或行政长官克尽治理职责,快速让变化发生,特别是纠正社会不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从来就是最具说服力的。

聚焦四大基本面 重塑香港特色制度

香港社会应该客观审视这次选举制度的改革,而且将评价标准聚焦在几个基本面。

首先,“一国两制”是香港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最大共识,它不是中共的权宜之计,如果是,中央政府就没有必要在平息骚乱之后大费周章推动选举制度改革,而不借机实施“一国一制”,使立法会完全通过委任组成,并取消最终实现普选的《基本法》条文。为什么中共如此坚持“一国两制”及保留普选目标?这是因为它是香港人最能接受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人心回归路径,而且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更简单的理由就是,它可以保证对香港和台湾的和平统一,以及统一之后能根据各自需要去选择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

有一点理由少为人探讨,却是最重要的—中共希望通过香港和台湾的不同制度实践,为国家治理的长治久安和不断优化提供灵感及积累科学经验。很多人误会中共是僵化、教条,甚至专制的政治组织,如果真的如此,它就不会多次进行自我改革,让这个古老大国如今成为一百多年以来大家想像不到的富强国家。坚持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是中国的国策,更是中共的信念,完全没有必要改变,但不要以为它可以一蹴而就,更不要误以为区隔两地就是“一国两制”。相反,它是人类自从有了国家概念之后最具挑战性的制度安排,必须用谦卑的态度应对和学习,而且要通过实践不断优化和完善它。

第二,在这次改革中,中央除了强调爱国者治港,同时强化了对经济民生改革的“叮嘱”,在选举制度调整完成后,民生势将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心。中共是社会主义政党,针对内地一些大型资本垄断个别经济领域而造成不利于社会均衡发展,包括威胁到某些领域的民生需要,它出台了制约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香港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民生分配不公,都是政治走向极端化的深层次原因。如果说以往对此并不重视,反修例骚乱就是唤醒了社会及告诫了精英,若不直面矛盾,反而逃避,更激烈的动荡将成为社会常态。在制止政治不稳和社会骚乱之后,尽快推动经济和民生改革,既能够真正应对问题,也为日后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重构提供了基础。这已经是中央治港探索的结论,香港建制政党近期大声宣扬民生改革,反映中央已经将治港的焦点转移到经济和民生改革上。

“一国两制”走样变形,特区政府责无旁贷。(AP)

第三,香港社会过往普遍认为中央政府不愿撼动商界的利益,但在反修例骚乱发生之前,我已听闻中央并没有将商界利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策,国家主席习近平甚至在港澳工作会议中明确指示,商界左右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不复存在。反修例骚乱期间,各个层级的中央要员对商界发表的言论和责难,也令人有理由相信曾经是港人治港权力核心的商界不再垄断治港政策的规划。企业在香港经济的关键地位毋庸置疑,但关键性并不等同政府政策都应该根据商界的利益来设计。相反,如果政府能有效领导经济发展,商界的利益将更能获得保障。一旦商界喧宾夺主,对社会事务颐指气使,强迫政府政策以其利益为依归,资源配置必然失衡,其他阶层必定群起反对,这时候,商界也会得不偿失。让商界意识到这一点,让政府官员和建制从政者平视商界,都是改革是否成功的起点,亦是中央要求建制派聚焦力量之所在。这绝不是清算商界,更不是否定商界的重要角色,商界应知所进退,在赚取合理回报的同时,要考虑社会利益是否受到伤害,特别是受到不合理侵蚀。在以往,制度对此毫无警觉,但日后的情况将不再一样。商界聚集了香港的大多数精英,就算是环境变了,亦无碍他们获利的能力,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将提供更多机会,香港的营商环境只会变得更好。

第四,香港的政制将持续发展,亦会朝着香港人熟悉的普选制度前进。《基本法》承诺在香港落实普选,我不认为中央政府的目标已经改变。事实上,这次选举制度调整已经隐含为日后推进全面普选的准备。当然,日后的普选将完全属于地方政府范畴,是在行政主导的制度结构中运行,民选的议会代表在其授权领域作出贡献,而不是天马行空,甚至假借民意以令中央。如果任何人幻想利用选举改变香港的政治地位、挑战国家主权,那是真正的痴迷。泛民主派从来都以为英美制度就是香港政制发展的蓝本,这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一方面,英美制度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另一方面,它们的制度已经被证明存在各种不利于保障公平正义的弊端,过度沉醉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博弈,疏于着眼治理和人民的生活。英美愈来愈多有识之士认为,自身社会需要推动深刻的、全方位的改革,既然如此,香港为什么依然要盲目跟随?香港不妨借监西方社会的选举机制和制度元素,但绝不是照单全收。香港人是时候承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建设和改革任务,而且要扭转民主纯粹是关乎政治权力的谬误,必须从社会治理发展的视角去认识它。香港要为“一国两制”2.0之下的民主作出更具超前意识的创新,而不是慵懒地将精神用在抄袭和模仿上。

自己问题自己解决 不能再坐等中央出手

2014年,中央政府就香港政制发表了白皮书,直白说明中央拥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而不是如某些人的幼稚想像那样以为香港的自治是无限的。可惜,多个群体拒绝接受、甚至鄙视白皮书的内容,结局就是一连串的社会冲突。这是因为抗争派有意识地挑战中央的全面管治权,还是大多数泛民主派认识不到中央管治权的现实性,甚至认识不到中央具备何种力量去制裁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政治流氓或幼稚政客?经历过一年多的政治攻防,香港人再不会对分离主义的伤害感到陌生,大家是时候实事求是地认识骚乱背后的规律,曾经因为缺乏战略定力而错误认定自己角色的温和泛民主派也应该冷静下来,思考和学习如何用其他更合适的路径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而不是被政治幻想笼罩着,迷失方向,失足成为“一国两制”的破坏者。惟有如此切实装备自己,香港今后才能主动解决任何性质的骚乱,不再需要中央出手。

作为一个整体,香港社会不能将挑战国家主权的罪责推卸给一小撮人,认为中央政府不应该株连全香港。港人治港是指全香港人的治港,当香港发生任何不符合“一国两制”的政治行为,我们有责任共同制止它,这既是作为中国公民的责任,更是作为香港中国公民的责任。在反修例骚乱中,太多人和勇不分,被政治正确所劫持,结果是让骚乱恶化。一旦大多数香港人将治港或乱港的责任推卸到一小撮人身上,对政治动乱和深层次矛盾都采取袖手旁观、爱惜羽毛的态度,其实是向破坏香港的力量摆出投降的姿态,这个时候中央能不挺身而出、主持大局吗?同样不能漠视的是,建制精英长时期纵容深层次结构矛盾持续恶化,让香港无声地沉沦,以致完全失去应有的公平正义,为骚乱提供了土壤和能量。

中央既已表明要彻底解决问题,就不会只是防御性,而是会推进积极和全方位的改革,彻底清除流毒,更要将滋生冲突的土壤替换掉,让动乱不再无尽吸收能量。作为积极支持“一国两制”、港人民主治港、高度自治的香港人,我们不应该鼓励中央为香港制定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方案,更不乐见香港被改革。香港人当然有能力将香港治理好,让它既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城市,更是国家对外宣扬治理思想的成功案例。当我听到港府官员及建制精英为中央的改革行动辩护时,宣称有些事情必须中央出手,就隐约感受到他们推卸责任的雕虫小技。中央对治港精英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甚至应该说,中央正全面审视香港社会的心理结构,要从更根本的地方寻找问题的症结,而且要将其解开。希望香港社会尽快认识中央的决心,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重新成为建设“一国两制”、推动港人治港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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