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过万公职干部因疫情被免职或处分 香港该向谁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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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云南瑞丽市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新华社)

因为缅甸籍新冠肺炎患者导致本土病例出现,从3月30日起,云南省瑞丽市在时隔198天后再次封城。而到了4月8日,当地政界的人事异动也出现在大陆各大官媒头条——瑞丽市委书记龚云尊被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调研员,并因疫情防控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问题被立案调查。

从云南地方官媒此前的报道中,可以看出龚云尊的命运转折发生的有多么突然:就在被撤职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出席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稍早前的4月1日,他曾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的直播采访。

今年46岁的龚云尊原本的仕途前景即便不能说有多么光明,但至少在公开信息中看不到明显的减分项。他从云南省商务厅一路升迁上来,曾被评价“为降低云南省外贸对有色金属和磷化工的依赖程度、进一步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做了大量具体工作”。2018年4月,龚云尊上任德宏州委常委、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委副书记、瑞丽市委书记。

彼时恐怕没有人能想到,龚云尊三年后会以“被撤职并被调查”的方式离开。

坐在疫情“火山口”的书记

云南省纪委省监委对龚云尊的通报,用词相当严厉:德宏州瑞丽市在半年多时间内,连续3次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特别是此次“3·29”疫情事件,“严重冲击和破坏了全国、全省疫情防控大局,严重冲击和影响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作大局,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而龚云尊“作为时任瑞丽市委书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从网络舆论来看,不乏有声音对龚云尊遭遇“命运的捉弄”发出感慨。瑞丽市是云南省西部的边境口岸城市,处于三面被缅甸环绕的特殊位置,国境线长169.8公里。而缅甸国内的疫情传播相对严重,截至今年3月30日,缅甸累计确诊病例在东南亚国家中排名第五。尽管云南省早已强化境外边民入境管理措施,边境巡逻也一直很严,但漫长的边境线上多是山林荒地,防偷渡始终是个难题。

也就是说,无论哪位官员主政瑞丽,要严防死守疫情输入,实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就连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都对媒体表示,“(瑞丽)出现偶发的输入性病例是可以理解的。”

龚云尊也并没有在疫情防控上不作为。在公开报道中,龚云尊3月11日在关于防疫的专项会议上要求瑞丽市各级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工作危机感和紧迫感”,“坚决杜绝再次发生境外疫情输入事件”。3月27日,龚云尊还在瑞丽市指定接种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表示“国产疫苗安全高效”,喊话民众“积极接受疫苗接种,齐心协力构筑全民免疫屏”。

然而3月29日,瑞丽再次出现本土病例传播,而且据瑞丽本地居民向媒体透露,此次疫情“比半年前更严重,全市都更紧张”。

瑞丽新任市委书记翟玉龙已经火线到任。(德宏州政府官网)

问责早已常态化

无论客观上存在多少困难,疫情再次在瑞丽发生,就是主政官员的失职,而失职就需要问责。事实上,对于龚云尊的撤职及调查,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初版于2016年6月底发布,修订版于2019年9月发布)推出以来,中共对于“从严治党”的要求。

中共中央纪委曾多次提及一句话:“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作为已经固定下来的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规定了11种应当予以问责的情形,“职责范围内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列于其中;同时还明确了惩罚的程序和细则,其中就包括“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措施。

中国官媒新华社在解读这份条例时特别提到,问责“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重点瞄准“一把手”这样的“关键少数”。对此,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板子”既打在领导班子身上,更打在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身上,能够层层传导压力,形成威慑,精准问责。

《问责条例》实施以来,“失责必问”已经成为大陆官场的常态,这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出现后体现的尤为明显。最典型的案例,当属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原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因为“前期防控工作存在严重问题”,在武汉封城后不到一个月即遭免职。在央视的镜头下,原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面对督查组“一问三不知”,第二天即被免职。湖北党政各系统还有多名官员因为违反工作纪律、擅离职守、履责不力等问题被免职。根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披露,仅截至2020年4月中旬,湖北省有3,000多名党员干部因疫情防控失职被处分,其中厅局级10多人,县处级100多人。

同样的时间节点,整个中国大陆有“数以万计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被问责”,“其中不少被问责后继续战斗在疫情一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2020年4月因防控不力导致聚集性疫情反弹而问责处分18人,对象包括副市长、大学副校长、医院院长、医护科长、医护技师等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直接被免职的更是比比皆是,哈尔滨市原香坊区区长、原五常市市长,山东省司法厅原厅长,武汉女子监狱原监狱长,浙江十里丰监狱原政委和原监狱长等,都是在其辖区内因疫情防控不力被免职。云南大理市因为2020年2月初擅自扣下一批发往重庆的口罩等防疫物资,时任市委书记、市长和一名副市长同时被免职。福建省原副省长张志南更是因为疫情防控不力成为2020年首位落马的“大老虎”,他是第一个被通报对待防疫工作“敷衍应付”的省部级官员,其被提起公诉时涉嫌的罪名还包括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等。

由此不难看出,原瑞丽市委书记龚云尊或许心存无奈,但撤职这个决定并不算冤枉他。是否问责的凭据只能以结果为导向,而瑞丽的事实是“半年多以来3次出现疫情”,因此“一把手”必须承担“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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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至今无人被问责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反观一下香港。近一年多时间以来,香港疫情不断反复,迄今已经出现四波疫情,甚至有声音认为第五波疫情疑似正在爆发。然而即便有了一年多的防疫经验,港府还是经常被批反应迟缓,每次都要等到新一波疫情高峰到来之时才会收紧措施,而不是未雨绸缪做好相关准备。而且利于进行流调的健康码,一直未能在香港真正落地,人们出入餐厅等公共场所多数以填写小纸条替代之,最终沦为形式主义。

2020年港府曾多次颁布限聚令,例如2020年9月公告,公众聚集人数上限为4人。到11月第四波疫情爆发,港府再次发布社交距离措施,并通知学校停课,但却对酒吧、舞蹈课室及群体聚餐等高危行为未加以严格管控。

对于港府最大的质疑,来自其“佛系抗疫”作派。尽管港府很早便对非本地入港者采取隔离14天措施,早期却仍然给予被隔离者相当大的自由度,甚至出现了被隔离人士戴着手环照样外出买菜吃饭的新闻。香港卫生署直到去年11月18日才收紧措施,要求所有在酒店接受强制检疫人士在检疫期内不得接受探访。

去年12月,一所大厦在数日内陆续出现多宗确诊个案,港府却还是不实施任何强制检测,任由居民自行离开避疫。直到今年1月,港府终于首次决定划出“核心区域”实行封区,要求核心区内的居民必须做强制检测。

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在经历过好几波疫情高峰之后,不论在防疫措施或抗疫配套上,依然没有像大陆那样形成一套成熟的预案。以至于第四波疫情爆发后,港府一度出台“为本地感染确诊的市民提供一次性5,000港元津贴”的措施,舆论哗然之后才表示津贴会设置一定门槛及抽查机制,以防有港人滥用或铤而走险主动染病。

香港与大陆固然因“一国两制”存在分别,但无论哪种制度,都应该有人为防疫不力的局面负责。截至4月8日,云南省确诊病例87例,无症状感染者44例,瑞丽市“一把手”已被火速免职。而香港疫情已经有从第四波进入第五波的风险,整个管治团队却没有一人被问责,也看不到有问责机制出台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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