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内地的“双向误解”何解——与资深媒体人对谈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导语:作为香港半个多世纪里爆发的最大政治危机,修例风波对香港的影响和改变已经切实发生。可以说,2020年的“港区国安法”和今年的选举制度改革,都是修例风波必然结出的“果”,也都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顶层设计的延长线上。后续地,随着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权常态化,更多的动作亦不会令外界感到意外。

对于处在十字路口的香港来说,往前看,迫切需要积极作为改善经济民生;往后看,也必须甩掉包袱尽快走出泛政治化的泥沼。在这个过程中,凝聚社会的共识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而凝聚共识的前提,便是有效的沟通,包括香港内部之间的沟通,当然也有香港与北京之间的沟通。今次多维新闻与内地媒体人靖海侯围绕香港问题对谈,意在提供另一种沟通的思路和可能。

多维:你作为内地媒体人,在香港亲历了五年时间里香港或大或小的变局。今天回过头来看,你怎么看待这些变化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靖海侯:甫到香港,我经历的第一件事就是“宣誓风波”。不少反对派候任议员在议事堂上演“跳梁秀”,其中“港独”分子甚至公然打出了“HONGKONG IS NOT CHINA”的条幅,立法会混乱之景象让人惊愕。当时我写文章形容,“平日璀璨的维多利亚港,正消寂于氤氲中,混沌一片”。

大批香港市民响应民间人权阵线号召,2016年11月6日上街游行,抗议大陆全国人大就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释法。“保卫香港运动”发起人傅振中(左三)向游行人士叫阵。(香港01)

之后几年,又经历特首选举、香港回归20周年、修例风波、区议会选举,见证了香港的悲喜录和“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起伏震荡。在修例风波前,我就认识到香港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并将之概括为一种“政治生态病”。去年6月,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坦言:“香港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困扰基层民众的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或者利益阶层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等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此判断亦是我一直以来对香港问题的理解。

香港问题的出现以致爆发,没有偶然性,只有必然性,或者说偶然是必然的表象。“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当宪制秩序尚不能在香港社会全面确立,“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中央与特区的关系等基本概念尚有各种认识上的偏差,香港政治生态只能处于“荒蛮”状态,乱象、乱局一定广泛存在。

所以我在文章中频繁引述张晓明的上述讲话,认识到香港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就端正了认识论、找到了方法论。香港要再出发,从困局中突围,最有效、最彻底、最可持续的路径就是回到原点、回归初心,正本清源并拨乱反正,把基本的政治秩序、规矩、伦理、底线立起来。宪制秩序是严肃的,不能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各自解读、多元解读、肆意解读。宪制秩序是社会的根本基准,任由其缺失或者走样,香港的政治发展一定会偏航,社会撕裂和内耗一定会持续加剧。一年来中央所做的事,无论是香港国安立法还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就是要让香港社会重新找回基准,为香港发展再次打牢“地基”。

多维:你提到香港问题的爆发没有偶然性,只有必然性。面对这样的必然性,中央从这些风波中做了怎样的反思?因为香港的宪制秩序、“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中央与特区的关系等在香港社会得不到认可和拥护,固然与香港本身的泛政治化有直接关系,但创设特别行政区、建立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权力在中央,按照权责统一的逻辑,这样的局面中央也有一定责任,毕竟2014年才有了第一份有关“一国两制”的白皮书,才第一次提出了“全面管治权”。你曾提到“中央对香港太好了”,政治层面拨乱反正后,接下来中央对待香港的态度会有何变化?

靖海侯: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澳门视察时曾指出:“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一国两制’实践不会一帆风顺,澳门要继续扬帆破浪砥砺前行”。我理解,这话说予澳门亦说予香港,说予特区亦说予中央。在香港回归近25年的实践历程中,“一国两制”在探索中前进,也一直在实践中反思。

但香港问题恶化至修例风波,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香港社会的刻舟求剑和不能与时俱进,二是中央一直期待香港社会自己完成调整、适应和跟进。但这不意味着直到2014年白皮书中央才认识到手中所拥有的“全面管治权”。今天2月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讲到“爱国者治港”原则时说这是“老调重弹”;同样的,我认为2014年白皮书谈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也是“老调重弹”。“全面管治权”与香港回归是伴生关系,点出来只是重申和强调。

就我个人的体察和感悟,有两件事在中央层面是一以贯之的:1.中央与特区的关系从来没有改变,香港的宪制秩序从基本法通过时就已确定,即一方的“全面管治权”和一方的“高度自治权”早已厘定清楚;2.“一国两制”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一国两制”设计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这两个没有变,决定了香港拨乱反正前后中央对香港管治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多维:在香港期间,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深入到香港之前和之后,对于香港的认识和理解有没有很明显的不同?具体是什么?

靖海侯:香港于内地人,曾经是梦想之地,一度形塑了很多人对现代社会的看法。所以我之前说过,当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东方之珠陷入暴力阴霾中,无论是情感上情结上、情理上情势上,都很难让内地人接受。就我个人而言,香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多元复杂,这包括:既开放又封闭,既现实又虚妄,既有序又无序。当然,在我到香港之前和到香港之后,会自然发生认识和理解的变化,主要触因还是政治问题,即梦想的香港与现实的香港有分离,甚至可以用张爱玲的话说,“一袭华丽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特别是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问题。

多维:你在一篇题为《我所认识的香港反对派》的文中写道:“去年修例风波,暴力持续升级,但靖海侯一直不以为可怕。直到有一天,在时代广场里,在城市广场里,在中环IFC里,看到无数年轻人聚在一起,高唱‘港独’歌曲,而不少路人停下来加入其中的时候,那种氛围,那种场面,让靖海侯惊心了。”当反对派的理念已经深度下沉,当修例期间两百万人走上街头,香港的问题就已经不是一小撮反对派的问题了,而早已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可否展开来谈谈从一开始的“不可怕”到后来的“惊心”之变化?

靖海侯:修例风波中的大部分暴动现场,我都去过。所以“不以为可怕”,有三个原因:一是我相信无论是香港还是中央,都有制止、扭转局面的手段和力量,只是何时用、怎么用的问题;二是我发现这些暴力破坏者的粗野和疯狂,完全不能代表文明,完全不能代表香港一种新的前进方向,其言行近乎“野蛮的冲动”,不配与理想同行;三是我所接触的绝大部分香港市民偏好和平稳定,也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诉求,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集体狂躁现象被渲染了,或者说被传媒刻意放大了。而所以“惊心”,是对态势的担忧,对后遗症的预见,即对如果不能迅速果断止暴制乱所可能引发的持续的社会影响有些焦灼。

香港百万人走上街头,打着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喊着自己也不解其意的口号。(路透社)

激进反对派的基础是社会基础的“脓疮”,这种基础可以溃败也可能恶化,而在没有强力干预的情况下,任其肆虐生长,它必然会扩张、蔓延以致污染社会的更大部分,这就会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的“夯实社会政治基础”造成祸源。所以,止暴制乱的意义不仅是让社会重回安定,还是制止反中乱港理念在香港社会生根,避免其成为社会主流思潮。毕竟年轻人是很容易被煽惑的,而暴力得到放纵,会释放人性中恶的成分,把用暴力手段反政府反权威视为理所当然。

多维:同样是在上一题中提到的文章中,你列举了在香港期间的接触过的反对派,包括立法会议员、区议员、“港独”分子、黑衣人、苹果日报的资深记者等,并在罗列之后总结到——他们牢骚满腹,都很健谈,似乎也愿意和不同政见的人作私下的交流,而私下的他们,看上去都很“平常”。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看上去都很“平常”的人,为何会一夕之间成为“暴徒”?究竟是群体心理学所解释的“乌合之众”效应还是很多人不自知、未经思考所展示的“平庸之恶”?

靖海侯:任何人都不会一夕之间成为“暴徒”。暴徒在修例风波中集中出现,首先既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平庸之恶”,而是“社会之罪”。大是大非问题上长期习非成是,连日本侵华、鸦片战争这种历史都被歪曲,畸形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少香港年轻人,已经被香港生态问题所荼毒,模糊乃至颠倒了是与非、黑与白、善与恶和公与私的价值判断,或者说,他们已经分不清了。

“私下的他们,看上去很平常”,是一种假象,一旦相应的社会场景出现,他们就会在群体行动中表现出价值观的扭曲,凸显思想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或者成为黑衣人,或者成为所谓的“键盘侠”“冷气机师”,但本质上都是“社会之罪”的受害者,又成为了加重“社会之罪”的帮凶。所以我几年前就写过评论文章,指出“香港社会需要一场集体反思”。而当下香港拨乱反正,也正是要铲除这种“社会之罪”的土壤,销毁造就“乌合之众”和“平庸之恶”的种子。

多维:从去年的国安法到今年的选制改革,都属于很“硬”的,接下来很迫切地需要从“软”的层面发力,否则之前的“硬”不仅变成了霸道,而且其正义性也会被消减和折损。我们现在很关注如何在内地和香港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和重建互信的问题。以你的经历经验,内地和香港的有效沟通和重建互信最大的阻力和难点是什么?具体到实践上,有哪些是可以有所作为、有所突破的?

靖海侯:我不同意你的理解。香港国安立法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属政治法律上的基本动作,属构筑香港特区的“地基”,不是可有可无的,甚至都不应当是今天才进行的,其有天然的正义性。其理想的实施状态是“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即如阳光空气一样成为香港社会的一部分。而可以想象的是,如果香港回归时就建立了这些规矩和秩序,香港绝不会出现“旺角暴乱”、宣誓风波和修例风波,反对派也不会有今天分崩离析的局面。香港国安立法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都是正本清源之举,无所谓“硬”也无所谓“霸道”,可以理解为“亡羊补牢”,为得是香港有轨运行,是确保香港稳定良性发展的防护机制。

不过我同意你说的两地要增进沟通和互信的观点。很明显,香港政治问题的很多表现都与此有关,正是沟通信任不足为质疑、排斥、恐惧乃至对抗埋下了种子。这方面的阻力和难点有很多,但最关键的还是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认识问题,即香港社会是不是相信中央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不会变的诚意和决心,是不是可以让中央放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会变形、不会走样,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我对两地增进沟通信任很乐观,因为香港已经在拨乱反正,中央已经在建立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国安立法会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底线明确了,“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全面落实,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没有变,市民的自由依然充分且有保障,双方面的信任基础从根本上就会得到夯实。在这个新的起点和基础上,原有的误会和争议会消解,中央对反对派会有新的期待,沟通的屏障会打开。

具体到实践层面,我觉得至少有两项有标志性意义:一是香港市民普遍认为自己是“中国香港人”,即身份认同问题的解决;二是香港反对派在新的选举制度下有序参与,并主动保持与中央沟通。

多维:你在《人心回归藩篱:香港与内地的“双向误解”》一文中提到的存在于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双向误解,我们也是很有共鸣的。其实香港对内地的误解是不难想象的,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内地对香港的误解,可以说因修例风波才最大限度呈现出来。你在文中也写道,“因为政治问题,内地一些人有了认知的偏差,产生了情感的障碍。他们从爱到恨,从关注到麻木,从重视到不屑,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面对内地对香港的认知偏差和极端化这一结果,从内地媒体的维度,该作何总结和反思?

靖海侯:此前我在文章里写过一段话,剖析香港话题为什么让内地人感觉很沉重,这里再次摘录如下:“说它沉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今天的香港与我们记忆的香港相差甚远,情结上难以接受;2.我们都了解香港的历史,她关乎一段国家贫弱时期的屈辱记忆,好不容易恢复行使主权,把它拿了回来,没想到她如此“离心离德”,情理上难以接受;3.我们也都了解中央对香港的大政方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回归以后,中央把能给香港的优惠政策都给了,能照顾的都照顾了,怀着巨大的诚意给了香港在世界其他国家绝无可能给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权力和宽容,情感上难以接受;4.香港回归23年了,香港的政治局面并没有持续改善,而是不断恶化,甚至出现了回归以来,乃至1967年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这种发展情势也让人难以接受。”正是因为难以接受,所以才有“爱之深恨之切”的情绪。

修例风波期间,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接受香港01采访,详谈撕裂的陆港舆论场如何跨越“平行时空”。(香港01)

内地对香港的情绪变化,主要体现在自媒体上。要避免其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关键是认识到香港问题的历史性,认识到香港今天正发生的变化。首先是正视问题,比如承认香港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其次是看到问题正在解决,比如香港国安立法后再无可能重现“修例风波”;还有就是体察香港社情民情,看到市民向稳向好的普遍诉求。内地自媒体应往前看,在外部唱衰香港的时候为其加油,在别人否定的时候为其鼓劲。最关键的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市民是我们的同胞,内地自媒体应该抱有“不抛弃不放弃”的理念,把香港的故事讲好,让人看到香港的前景、树立对香港的信心,也让香港社会更能感受到内地人于香港的朴素情感。

多维:修例风波期间,我们看到,内地媒体和香港媒体的报道基本上近乎平行时空,即便面对暴力这一基本问题,也呈现出两种全然不同的图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很多围观者像是“盲人摸象”,只能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立场先行地只愿意去关注自己愿意去相信的部分。对内地和香港媒体来说,走出平行时空的桎梏是可能的吗?

靖海侯:两地媒体报道上的“平行时空”或曰“体内循环”现象客观存在。但这种现象有弊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修例风波中的暴力暴动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政治上是夺权与反夺权,社会上是反法治与守护法治,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面要求内地媒体给暴力暴动以同情和理解,是一厢情愿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里我们其实谈论的还是修例风波的性质问题,是其折射的主要矛盾问题,是可不可以与反中乱港势力调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很明显,内地媒体把国家利益摆在了前面,他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妥协让步。

内地媒体反暴力,不能说是“盲人摸象”。暴力在任何的法治社会都不会被容忍,从内地看香港如此,大部分香港市民在香港的态度也是如此。如果这也是“立场先行”,那我认为这种“立场先行”体现的是政治文明、社会文明、法治文明,是不应当被否定反而要被褒奖的。当“装修”“私了”成风,城市基础设施成为攻击破坏对象,暴力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而止暴制乱再严厉都情有可原。其实,香港社会应该为今天香港新的局面感到庆幸,果然暴力也成为香港社会的一种风潮乃至价值观,今天香港要偿付的代价会更大,要偿付代价的人会更多。我们常讲要“矫枉过正”,就是不给暴力以任何幻想和空间。

要走出内地和香港媒体“平行时空”的桎梏,不是没有可能,关键就是我说的确立讨论的基准,把“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中央和特区的关系理顺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上有共识。在这方面,一些香港媒体需要反思。如果还是像修例风波期间“与黑衣人同行”那般,这种桎梏不可能打破,反而可能引致枷锁上身。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是反中乱港分子的“帮凶”了。所以我之前在文章里说过,反对派要从修例风波中汲取教训,香港媒体也要在修例风波后调整定位,这是关系到他们生存发展的问题,不容有侥幸心理。

多维:“香港是一本深奥的书”,这句出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姜恩柱的话,常常见诸媒体报端用以表达对香港问题之复杂难解的感慨。香港的确足够深奥,以至于今天所见的很多问题与矛盾,都或多或少参半着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也不可避免需要溯源到中西文化和文明的维度去理解。可如果丢掉这些历史和政治包袱,香港却又一点也不深奥,因为说到底实践才是检验一切的标准。接下来,香港迫切需要从政治的执拗转向对经济民生的重视上来。结合你在香港的亲身经历,怎么理解“香港是一本深奥的书”?在转变与实践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和风险是什么?

靖海侯:香港说深奥也深奥,也不深奥也不深奥。在香港社会“泛政治化”下,我们需要的恰恰是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这也是有理由的:1.管治的目的无非就是一个,为“人民谋幸福”,香港不是例外,这也是中央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初心;2.说香港深奥,原来是政治上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厘清,而在香港国安立法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重建,行政和立法关系得到理顺,社会的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新的工作重心已经清晰起来,特区治理效能会得到极大提升;3.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全面落实,具体施政能力将成为考评官员的重要方面,将倒逼香港选拔使用真正有为的管治人才,特区政府攻坚克难的能力将更有保证。

当然,推进香港变革,阻力和风险不可能消除。但最大的阻力和风险已经不在于政治掣肘,而在于决心有无和人才得失。要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必须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必须照顾基层和普通民众利益,这就需要特区政权机构厘清与商界的关系,平衡好资本主义社会下政府与社会的角色关系,体现新的责任担当,并真正能够把有心有力为市民服务的人才选用起来。

多维:人们常说,少年强则中国强,同样的逻辑,少年强则香港强。而香港修例风波让很多人开始担忧香港年轻人的出路和未来。总体来说,你对香港年轻人乐观吗?对于这些经历过甚至深入参与到反修例风波中的香港年轻一代而言,从长远看,这些经历又将如何型塑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靖海侯:修例风波时,不少人表达了对香港年轻人的失望,甚至有人认为对“一代两代都不再抱有希望”。我不这么认为。在香港多年,我接触过各种政治光谱的年轻人,他们或有迷思但不是不可救药,或感迷茫但不是不能反躬自省,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一如其他人。崇尚向好、向前、向上,就是可以对香港年轻人保留耐心和信心的最大理据。可以预见的是,在香港拨乱反正后,社会重回稳定,经济再寻突围,香港年轻人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下会重新投放能力和精力,开始新的有价值追求的人生。作为社会的未来,他们是一定的;在社会的未来有新的作为,他们是一定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会改变。时代会塑造他们,也会成就他们。

对参与过修例风波的香港年轻人而言,他们有的或已偿付代价,有的或已从同路人偿付的巨大代价中开始反思。修例风波将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大事件,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将更懂得走正道、顺大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修例风波会带给他们深远的影响,甚至让他们负重前进,但也不是坏事,反而可以帮助他们保持清醒,坚定所应该坚定的,奔赴所应该奔赴的。若干年后,当他们看到香港今天要走的路,正是奠基他们人生成就的路时,他们会更加明白家与国的关系、稳定与繁荣的意义。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