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国两制”处于最大转折点 今后数年是关键时刻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编者按:5月27日,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尽管这是预期之内的立法工作,但还是不乏节点意义,预示北京强势主导的香港选举改制的本地立法工作全面完成,接下来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今后香港“一国两制”是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宣告死亡,还是获得新生?香港“一国两制”的前路在哪里?围绕上述问题,《多维CN》68期曾刊文《“一国两制”死了吗?》作出回答。今天因应新的形势发布此文,供参考。

2021年5月27日,香港立法会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后,香港建制派议员对记者发表讲话。(AP)

自从近年来北京因应香港形势,治港政策生变,提出并强化对港全面管治权以来,不论是人大释法,导致6名违反宣誓要求的泛民和本土派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资格,还是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诸如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变形、走样乃至死亡的论调就不时冒出。自香港六七暴动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2019年修例风波爆发后,北京不惧争议,大幅重构香港管治秩序,从“港版国安法”制定实施,人大常委会做出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港警拘控民主派初选参与者,到北京瞄向香港政制最核心内容,以邓小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爱国者治港”为主导原则强势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更是让香港“一国两制”已死的论调流行一时。

面对北京治港一连串强势动作,香港泛民及其支持者普遍表示难以接受,他们感到失望、反感和无奈,认为选举制度的修改是香港失去“一国两制”的最有力铁证,控诉北京背弃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普选承诺。香港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在接受“香港01”采访时流露出一种凛冬已至的悲凉感,他尖锐批评北京对港政策似乎再次走向“一左二窄”(一是思想和路线“左”,二是争取、吸纳的对象范围“窄”)的旧路,非但不能孤立敌人,反而令整个民主派团结起来,也令人感觉到似乎连“温和民主派”也不是出路。他说,“这是很不幸的,我想不到他们会做到这么绝,这么疯狂”,“香港人的信心、香港的声誉已毁于一旦”。

与香港历来有特殊联结的台湾,本来就存在着排斥“一国两制”的心理,近年来特别是随着香港修例风波的爆发以及北京推出一连串强势治港动作,在蓝绿政党尤其是蔡英文政府的大力渲染下,台湾社会对于“一国两制”的不信任情绪不断加深。今次北京强势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更是让台湾不分蓝绿的政治人物齐齐发声批评。蔡英文指责北京“无疑是毁弃‘一国两制’的政治承诺”,赵少康说“现在哪有两制,香港现在变成只剩下1.1制”,“香港立法会已死,已被人大取代,再搞下去就是一国一制,没有一国两制了”。连具有大中华情结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都直言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正式走入历史,已宣告死亡,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在国际社会,虽然先是今年3月初有70个发展中国家发表联合宣言,支持中国涉港立场,后又有越南、老挝等国政府发声支持中国,但西方国家普遍强烈指责中国违反对香港的民主承诺。3月12日七国集团(G7)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北京“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高度自治”。美国国务院甚至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前一天,宣布制裁24名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官员。

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能不追问,香港“一国两制”真的死了吗?香港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断言“一国两制”已死言之过早

坦率说,断言香港“一国两制”已死虽能塑造出一种在强权下抱团取暖的共情和悲壮,却未免过于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感受多于客观效果,意识形态盖过现实真相。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已死的说法,无外乎三大理由:一是直言选举制度修改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严重限缩,北京主张的“爱国者治港”扼杀自由民主,民主派处处遭受打压;二是断言选举制度修改无异于撕毁《基本法》的普选承诺;三是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严重侵蚀港人的自由。

这三大理由看似言之凿凿,却不乏情绪化和意识形态化。其一,“港人治港”作为从属于“一国两制”的北京治港承诺,从来都不是指“完全自治”,而是指“高度自治”。什么是“高度自治”?无论是回到邓小平当年关于“一国两制”的经典论述,还是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高度自治”自始至终都是高度框架性和充满弹性的宽泛概念。

香港《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一规定既明确了香港“高度自治”来自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授权,又限定了“高度自治”主要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若照此标准,不论是“港版国安法”还是选举制度修改,虽会影响香港管治秩序,但主要体现在为香港政治划定国家安全的边界,改变公共职位的参选入闸条件和分配机制,强化北京对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掌控力,并未否认和消除香港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断言香港“高度自治”不复存在的观点,既夸大和误会了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的影响,更是将“高度自治”理解为可以不受一切影响的“完全自治”。政治不是海市蜃楼,不是凭空而生,不可能不受现实的影响,香港又只是中国下辖地方特区,并非一个国家,势必会在与北京的现实互动过程中形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内涵。

2021年5月27日,在香港立法会外,一些市民表达对“爱国者治港”的支持。(新华社)

最近被不少人质疑将扼杀香港自由民主空间的“爱国者治港”并非新鲜事物,而是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时所列明的“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标准,是“一国两制”的内置要求。在今天这样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下,这一底线要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款规定:“对合众国作乱或反叛,或给予合众国敌人帮助或鼓励,都不得担任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或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或担任合众国或任何州属下的任何文职或军职官员。”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竞相比着谁更爱国,唯恐落下不爱国的口实。所以说,只要承认香港主权属于中国这一基本现实,那么“爱国者治港”便理所应当。

对“爱国者治港”唯一合理的质疑是判定爱国者的标准是否令人信服和可救济,“爱国者治港”会否变为“爱党者治港”。不论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说的香港选举制度修改“不是为了剔除任何人”,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声明的“‘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还是当年邓小平说的1997年后管理香港的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其实都已说明“爱国者治港”并非要求治港者的政治光谱全部一样,还是可以保持多元,不会沦为“爱党者治港”。

换言之,至少今天北京承诺的是,一个人可以不爱中共,但只要尊重中共,不损害和颠覆中共,依然有希望成为治港者。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骆伟建在接受“香港01”采访时说过,传统泛民只要满足“爱国者”前提,毋须过度忧虑自己的政治理念会被针对、被打击。当然,一些人或许会说中共的承诺不值得信任,中共说一套做一套,但问题是,“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中共的承诺是否值得信赖需要时间来检验,若轻下结论,会否有先入为主之嫌?

至于香港泛民遭受打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泛民正处于诞生以来最严峻危机,面临何去何从的困境。这里固然有北京的因素——长期以来治港体系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厚建制派薄泛民,忽略香港实际情况,将有着约六成民意并曾主张“民主回归论”的泛民推向对立阵营,实在非常不明智。但泛民的责任同样难以推卸,倘若泛民能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以积极心态和北京务实沟通,没有和西方政治力量联手对抗北京,没有深度卷入2019年修例风波,没有被激进本土和分离主义力量裹胁,北京治港政策再怎么变,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严厉和强硬。

其二,认为北京背弃香港普选承诺的说法有失武断,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很大程度带有阶段性特征,并不意味着今后长期如此。不可否认,站在选举民主的角度来看,北京此举并非进步,甚至有严重倒退的嫌疑。因为修改后的选举制度确实明显压缩和稀释了直选在选委会和立法会的影响力,过去被不少港人指责的小圈子选举将成为今后选委会、特首、立法会的主要选举方式。关于这点,连身兼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港府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都坦承,“民主进程将会回到回归初期”,“明白香港人短期内对选举制度感到失望,日后未必再热心于政治”。

然而这并不等于北京已经放弃对香港的普选承诺。今次北京只是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仍然保留正文关于普选的规定,这就意味着,香港普选还是有较大机会。而且《基本法》本来规定的就是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最终达至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政改目标,从未说过普选会一步到位,此处关键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

香港人或许可以不满意北京推进香港民主进程的速度,或许可以质疑北京缺乏胸怀和自信,但不能不承认,至少在今次选举制度修改之前,其实北京一直是在根据自身理解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来推进香港民主发展,过去多年,特首选委会的代表性和立法会的直选比例都有大幅提升。2014年北京的“8·31”决定虽不符合许多港人的西方式选举民主想像,但至少合乎《基本法》规定,给出了普选方案,港人至少可以“袋住先”,然后再在与北京的积极沟通过程中逐步深化。毕竟,放眼世界,民主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纵使是港人艳羡的西方民主,同样有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何况香港并非国家,本就不可能像一个国家那样发展民主。只不过可惜的是,北京给出的普选方案被港人亲手否决了。念及过往,今天想必有不少港人会懊悔不已。

而今次北京之所以未沿着过往香港政改成果继续朝前扩大民主程度,并非毫无理由。就像陈智思所说“过去几年有少数立法会议员拖慢议会进度、打着针对及抹黑中央等旗号,令中央担心香港的民主路是否在走正确方向,‘一国两制’能否继续”,今次北京之所以不顾许多人的反对,顶着压力和争议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主要是因为北京已经将选举制度修改上升为香港“一国两制”生死保卫战的高度。

2019年的修例风波使香港深陷回归中国以来最严峻管治危机。图为修例风波期间,激进示威者点燃铜锣湾地铁站一个入口。(Reuters)

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历来在地区工作不占优势的泛民和本土派靠着反对北京和港府的立场获得历史性大胜,深深刺激到北京。区议会选举后本土抗争派的激进声浪明显盖过传统温和泛民,他们策划组织了泛民立法会初选,提出要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35+”,进而通过瘫痪管治来逼迫北京和港府做出大幅让步的设想,更令北京无法忍受。正因这样,北京其实主要是从颠覆与反颠覆之争、保卫香港管治权的视角来看待香港选举制度修改。这也是为何在谈到香港选举制度修改时,不论是韩正的表态,还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的说明、夏宝龙讲话,都是态度坚决,散发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慨之情。

诚然,香港泛民、台湾社会、西方国家体认不到也无法认同北京的关切和愤慨,却不能否认这一点。既然北京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是为了确保其信任的爱国者治理香港,而非否认民主承诺,那其实意味着一旦能够确保“爱国者治港”,北京便没有理由延迟香港民主进程,而应会适时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进普选。前段时间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公开表示,他对香港达至普选仍然感到乐观。既然如此,断言北京放弃普选承诺是否言之过早?

其三是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人的自由被严重侵蚀,故断言香港“一国两制”已死。这不仅存在将自由意识形态化之嫌,而且忽略了“港版国安法”所划定的自由边界其实是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初衷的延伸。即使不论所有主权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立法,都会对民众自由划定国安边界,单是认为“港版国安法”严重侵蚀自由的说法就有待商榷。不可否认,“港版国安法”确实收缩了一些港人曾经习以为常的有可能触及国安问题的自由,但因为有效堵塞了国安漏洞,反而会让为数众多的港人免于被过往国安问题困扰和冲击,这本身同样是一种自由。

今天不少人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已死的理由主要集中于民主和自治空间的限缩,这其实带着对“一国两制”的误解。“一国两制”自创立以来旨在解决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下的和平共处问题,今天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得到强有力的保障,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独立货币管理、独立经济社会治理和司法独立、终审权仍然存在。不少人将视野聚焦于民主和自治空间,其实是对“一国两制”的误解和收窄,忽略了更为基础和广阔的关税区、货币、经济社会治理和司法面向。这样说绝不是指民主和自治空间不重要,而是说不能过于放大,人不能总活在以偏概全的想像中,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具体到民主和自治空间,历来又是宽泛的概念。今天香港泛民、台湾社会和西方国家之所以那么纠结于香港的民主和自治空间受限,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已经适应了“一国两制”所呈现的怀柔面向,却忽略了“一国两制”内含的强硬面向。当年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时就已经两手抓,既有怀柔面向,充满温情、弹性,亦不乏应对危机时刻的强硬面向。这也是为何2019年修例风波爆发后,邓小平一些应对危机的强硬表述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广泛流传并被北京治港体系反复引述。当香港和北京充满互信,当香港管治合乎北京定义的有利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那自然尽可能给予香港更多民主和自治空间。反之,如果香港和北京严重缺乏互信,香港管治危机频发,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那北京自然不得不展现强硬一面。

“一国两制”尚未死去,而是进入2.0版本

直言香港“一国两制”已死言之过早,是以狭隘化、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理解“一国两制”,今天北京治港政策之变,尽管不被香港泛民、台湾社会、西方国家所接受,却内嵌于“一国两制”,是在内外形势下激活、强化“一国两制”所包含的强硬面向,并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北京承诺的五十年不变是指“一国两制”大原则和大框架不变,但并不是指五十年不管或具体内容五十年一成不变。世间任何具体的制度设计,都可能会因应内外形势而发生改变。“一国两制”作为北京和香港之间最大共识,至今依然被北京定义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最好安排,但近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在实践过程中所爆发的管治危机,又令北京无法忍受,所以北京才会反复解释“港版国安法”、选举制度修改都是为了查缺补漏,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可见,在北京看来,不变的是“一国两制”的大原则和大框架,变化的是一些具体内容。

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变化的大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即更加强调一些港人难以体认却有其自洽逻辑的“一国”秩序和底线,大幅强化《基本法》虽未明言但符合“一国”现实的全面管治权,以堵塞国安漏洞,加快推进陆港融合。在此大方向下,今次香港选举制度修改不会是北京治港政策之变的终点,北京治港还会有后续行动,甚至不排除修改《基本法》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的涉港要求便是例证。2019年10月底,在修例风波愈来愈烈的情势下,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要求,其中就包括暗指“港版国安法”的“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自此之后,北京治港陆续推出一连串大动作。但目前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涉港要求尚未完全落实,考虑到中共一旦确定路线,不达目的不会轻易罢休的作风,今后数年北京治港肯定还会有新动作。

此番情景与香港回归初期相比,真是恍若隔世。那时,因为陆港之间尚处于蜜月期,北京治港体系对于作为新生事物的“一国两制”缺乏经验,误以为放手让香港自行治理就能万事大吉,低估了港英殖民时代对香港深层次矛盾、社会结构和港人国族理念的塑造和影响。为了安抚对回归怀有疑虑或观望心理的港人,北京治港整体上不介入,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井水不犯河水”。虽然2003年50万港人上街反对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一度促使北京局部调整治港政策,开始有所介入,如推动陆港经济合作、人员便利往来和香港民主化进程,但总体上北京介入仍然很少。

2020年7月1日,一些香港示威者在一条路上用伞搭起防御盾牌,挥舞着香港独立旗帜(AP)

直到2014年占中前夕,面对香港激进主义、本土分离主义的浮现,北京正式提出全面管治权,预示治港政策开始发生方向性转变。2019年修例风波的爆发更是深深刺痛北京,迫使北京下定决心更大幅度调整治港政策。不论是香港中联办、港澳办(简称两办)主官调整、香港中联办大换班,两办以“行使监督权”之名频繁发声,还是“港版国安法”制定实施,人大常委会做出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香港选举制度修改,无不说明曾经那个“井水不犯河水”的时代彻底成为过往,香港“一国两制”处于邓小平创立以来最大转折点,可谓2.0版本。

香港今后数年是关键时刻

应该承认的是,香港“一国两制”2.0广受争议。香港泛民及其支持者、台湾社会和西方国家的看法固然有失情绪化和意识形态化,但不信任的情绪是不争的事实,北京不能不予以考虑。

邓小平当年会见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时就说过,处理香港问题“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这番话道出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因。如今,香港已经回归24年,不必再特别考虑英国关切,但港人的关切,北京不能不考虑。鉴于香港“一国两制”事关解决台湾问题的示范效应,北京还应考虑治港政策对于台湾社会的心理冲击。香港是闻名世界的全球金融中心、中西利益交汇之处,长期以来扮演中西沟通和利益联结的桥梁、中转站,西方国家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存在,北京治港同样不能不考虑西方国家的关切。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思。(VCG)

这意味着,北京治港体系要在自身关切和香港社会、台湾社会、西方国家的关切互动过程中,寻找某种平衡点,不能一味用强,不能造成不必要的对立,要积极沟通,争取外界的理解,还要以实际行动和努力来证明自己所做的一切最终确实让香港人生活和“一国两制”变得越来越好,就像邓小平当年说的“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说:“我认为,我们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要在治理期间的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你在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这句话用来形容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生变或者说“一国两制”2.0非常恰当。对于香港泛民及其支持者、台湾社会、西方国家而言,有的时候,许多事情不要着急下结论,可以保持审慎态度,在更长时空背景来看待事情。对于北京治港体系来说,近年来一连串大动作遭受质疑,并不完全受欢迎,甚至使香港泛民及其支持者、台湾社会、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情绪达到一个顶点,当务之急是要确保通过一番努力和积极作为后,用“一国两制”2.0时代的最终治港成绩来消除外界的不信任情绪。

那么什么样的治港成绩才能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在政治层面,北京治港体系要确保“爱国者治港”依然具有广泛包容性,具体执行过程中的评判标准令人信服,不至于沦为“爱党者治港”或爱国庸才治港,不会挤压正常的反对声音和不同意见,不会让劣币驱逐良币,不会让香港政界充斥阿谀奉承之辈或政治投机分子。北京高层官员已经说过,“爱国者治港”只是最低标准,会致力于提升治理效能。这一点能否得到落实,关键在于今后香港管治能不能在充分、多元的竞争和选拔中确保“良才善用,能者居之”,实现选贤与能。否则的话,若让爱国庸才或政治投机分子占据高位,既是对“爱国者治港”的扭曲,对港人智力和审美的侮辱,更是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负责任。坦率说,考虑到目前港府官员和建制阵营的能力素养参差不齐、泥沙俱下的现状,治港团队要做到选贤与能非常困难,亟待全面改革人才选拔体系。

同样是在政治层面,北京治港体系应该正视香港社会的普遍民主诉求,宜疏不宜堵,建立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有治理效能和认受性的民主。今次北京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不应是终点,“爱国者治港”亦只是最低标准,在时机合适时,北京还是应该及早兑现《基本法》承诺的双普选。当然,过去一些年来,选举民主在海内外都接连遭遇困境,民粹甚嚣尘上,政治娱乐化和庸俗化,资本裹胁选举民主,治理低效、无能,诸如此类的弊病,不一而足,选举民主确实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北京治港体系在与香港社会普遍关切的互动过程中,应该从全球视野来探索香港特色民主制度,尽最大可能使之既为多数港人能接受,又能规避现行选举民主之弊病。

其次在港人普遍珍惜的自由层面,北京治港体系应该用实际行动证明,目前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打击港独和分离主义,不会妨碍《基本法》所承诺给港人的自由权利。近年来香港泛民、台湾社会、西方国家都在质疑港人自由正在一步步被侵蚀。治港团队要用实际结果让他们的质疑不攻自破,要让世人亲眼看到香港依旧还是一座高度自由开放的城市。这就要求治港团队在处理任何与自由相关的个案时,都要慎重,以理服人,不要落人口实,不要造成恐慌。

最后在长期困扰香港的房屋问题、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经济结构畸形等深层次问题上,北京和港府要有实质性作为。长期以来,深层次问题压得多数港人难以喘息,让他们活得艰难而压抑。港英时期的总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至今仍被港人怀念,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任内大刀阔斧改善港人生活。港英殖民政府尚能如此,北京和港府若不能做得更好,何以服众?况且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改变最终要通过具体施政成绩来接受市民评判,其中最关键的评判依据便是北京和港府能不能让香港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港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最近韩正已反复提及要解决以房屋问题为重点的香港深层次问题,惟愿这样的表态能尽快落到实处。

2010年11月27日,香港78岁老人坐在他的“笼屋”里。香港住房问题非常严峻,为数不少的老弱贫苦人聚居在这种以铁丝网围住的旧楼床位内。(VCG)

当然,“一国两制”2.0时代的香港能否变得更好,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除了北京和港府之外,建制派、商界、泛民等群体同样责任重大。建制派要积极变革,提升能力素养,以是其是、非其非的态度监督港府施政,不能沦为橡皮图章或应声虫,更不能成为阻挠变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商界亦要明白,资本扭曲下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利益结构难以持久,要看到北京治港政策已经生变,要适时做出改变,帮助香港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泛民要回归政治现实主义,不能老是活在虚妄的想像中,要学会以小事大以智,理性看待自身处境和北京的角色、力量。因为今次选举制度改革后,香港政制会是北京主导和港府行政主导相叠加,故今后数年“一国两制”2.0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掌握最大主动权的北京和港府能否以实际施政来赢得人心。

“一国两制”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场新的政治实验,曾让北京和香港双赢。北京展现了和平诚意,收回了主权,让香港继续以中西方联系中转站的独特地位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而港人得以保持原有生活方式和自由不变,享受比港英时期更加广泛的民主和自治空间。香港九七回归之前,外界一度流行九七大限的说法,担心北京的承诺不可靠,移民潮兴起,不少港人亦客走他乡,但回归初期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得到有效落实,九七大限的说法不攻自破。

如果后来中国内地、北京和香港之间能够良性互动,相向而行,香港社会越来越认同国家,北京回馈香港更大的政治空间,那无疑是最为理想的结果。遗憾的是,过去多年中国内地、北京和香港之间的互动,时常不欢而散,互信和善意被不断消磨,直至香港管治深陷困境,危机频发,北京被迫祭出重拳,给香港下了一剂猛药。中国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因应香港“一国两制”困境和管治危机,北京治港已经“穷则变”,香港“一国两制”进入2.0版本,今后能否“变则通,通则久”,全在于北京和港府的治港成效,未来数年是关键时刻。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