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看自身|有限角色无限潜力 治港者需讲好“三套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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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人们会称香港为‘世界的瑰宝’,十年前,可能形容香港为‘中国的宝藏’,现在则是‘大湾区的枢纽’。如果香港还不好好把握自身优势,下苦功创新、改革,便会沦为真正的‘中美间的磨心’。”上述四个称号总结了香港角色的变化历程。无论是因沉溺于“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厢情愿,还是全力抗拒“中国主权”的政治现实,香港都没理由、也没空间再回避现实。

正视问题、重新看待自身才是当务之急。要知道,作为中国的一部份,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却不被内地限制,“一国两制”便是香港被留白的无限可能。多维新闻记者就此与正在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的青年学者黄裕舜、向来关注港事国事的公共行政学者张炳良,以及正在美国执教的陆恭蕙展开对话。本篇为“全球新秩序中的香港”系列报道第四篇(共四篇)。

系列报道第一篇:香港看世界|当主角光环不再 香港怎样正视全球新秩序

系列报道第二篇:香港看西方|“反中亲西”写入DNA? 不过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想

系列报道第三篇:香港看国家|从抗拒到接纳 港人如何摆脱“恐中”心魔

《基本法》的特殊授权

“不听不看”是否定思维的典型做法,也是很多港人自欺的惯常思维。黄裕舜打了一个通俗易懂而一针见血的比方来形容港陆关系:就像是告诉弥留之际的末期癌症病人“你将命不久矣”,病人非但不信,反指医生“黑心”。而当病情真的急速恶化,病人或其家人则会责骂是医生“一手造成”。“这有点像香港与内地,刚开始,香港觉得内地这么贫穷,没可能超越自己。但人家追上来了,你又骗自己‘看不见、看不见’。而当自己逐渐被取代、奄奄一息之时,便指摘中央‘都是你一手造成’。”

正如陆恭蕙所言,放下偏执是困难的。“1997年,当香港变回中国的一部份,这是坏事吗?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国家,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的。”陆恭蕙说。她并不认为香港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正在“缩小”,因香港仍有很多权力,这是北京、上海无法比拟的,“香港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这同时成立。总不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就觉得是国际的,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就觉得不够。”

张炳良亦提及香港的优势—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权力,如享有一定的外事权。《基本法》第七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比如我做运房局长时,就需与外国谈航权—这是回归后中央政府及《基本法》授权香港的。”张炳良说,“随着中国愈来愈开放,与世界联系起来,香港本应发挥全球枢纽的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也是一样。”

陆恭蕙并不认为香港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正在“缩小”,因香港仍有很多权力,这是北京、上海无法比拟的。(HK01)

有限角色无限潜力

但他同时承认,中国的外交关系对香港有着直接的影响,如中美关系转差,一些国家要求停止与香港的一些合作协议,而按照“双边关系”的做法,中国也要宣布香港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无效。换言之,遇到一些冲突性情况,中央可代香港做决定,因香港的外事权是由中央授予。“据我观察,一些西方国家对香港的限制,包括停止双边协议等,基本上都是对方先终止,中方才回应。尽管如此,香港在当中也会非常被动。相反,如果两国关系良好,香港的空间就会大些,对外也可更活跃些。”张炳良分析。

“香港不能再幻想自己是超然于中西以外的角色,且这个角色在‘冷战’形势中将吃力不讨好。故这时,香港应担任对外‘连接口’的角色,而非‘中间人’。”黄裕舜指出,“自国家对外方针由韬光养晦转为更强硬的模式后,便不再需要中间人的角色,所以香港要找到新的位置。”

但近两年,在政治上,香港不但屡屡自毁前程,逐渐沦为中美“磨心”,经济亦不断下行,前景一片茫然。2000年,香港的GDP约占全国GDP的14%,但到2020年已跌至2.6%左右。黄裕舜表示:“在这个政治、经济现实下,香港对国家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作为国家的一份子,我觉得香港还可以做三件事去帮助国家、自身平稳地崛起。”

首先,香港可充当“协调者”的角色,有部份深谙国外文化民情的港人与海外国家有一定的联系,便可在香港与海外的对话中担当重要的参谋角色,组成香港的“软实力”部份。同时,黄裕舜认为,香港也需反思自己在文化教育范畴中的桥梁角色。“如在中美之间,随着世代更替或种族歧视,二者间的桥梁不断被割裂。香港完全可重塑这个角色,加强一些非政治敏感范围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把持住“老本”—金融。黄裕舜指出,香港应把握自身制度优势,担任跨区域的融资和法律裁判角色,同时帮中国化解一些区域性的、跨越东南亚甚至亚欧之间的资金融通问题。

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曾于2015年撰写《“一带一路”与香港国际融资中心的角色》一文,分析香港在当中的重要位置。文中指出,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香港作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不仅具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及人才培养体系,还是具相当规模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及内地企业重要的境外融资中心。所以,香港应借此机会强化自己的全球金融中地位,尤其是国际融资中心功能。同理,如此角色在现下的大湾区中也可有所发挥,彰显独特地位。

黄裕舜强调,对于政治现实,港人可以不喜欢,可以排斥,也可以装作看不见,但这是没有意义的。“香港目前有两个选项, 一是如上所述,在国家发展中找到自己的特殊地位,二是继续与国家作对,最后自毁长城。”

陆恭蕙表示,香港需要对国家、对世界证明,自己仍是个有实力、有潜力的地方。(HK01)

从政者的“三套论述”

相对于黄裕舜提出的切实方向,陆恭蕙更在意港人的“底层逻辑”,而若要厘清这个根本逻辑,便需要香港从政者的能力与力量。“要注意的是,虽然香港的主权在北京,但香港政府的自由度其实很高。很可惜,1997年之后,港府始终未有清晰的策略,在香港、国家、世界的这三个维度作出清楚的定位及规划,所以,我们一直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

陆恭蕙表示,香港需要对国家、对世界证明,自己仍是个有实力、有潜力的地方。而这需要本港从政者拥有三套论述:“一是用广东话与香港市民讲话;二是要用普通话跟内地同胞讲话;三是要用英文与国际对话。”

当中,“讲广东话”是指从政府到党派,应帮助港人认清政治现实,为香港作出切实的规划,找到适合香港未来发展的定位。而“讲普通话”,则需与内地进行交流,在“一国两制”下寻求两地的合作。而面向国际,则是对世界证明与表态,香港在国际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及价值。

“这要求我们的从政者不仅要讲得通这三套论述,还要讲得‘动听’。但自问,香港现在‘搞政治’的这些人,还没有这个能力。”陆恭蕙苦笑。

或许,正如陆恭蕙所言,港人总是惯于作出“绝对”的判断,将自己贴上“西方香港”的标签,同时拒绝“中国香港”的事实。当盲目的人愈来愈多,香港还能否有魄力抛开自欺的光环?作为国家特殊的一部份,香港能做的远不止大湾区的一个城市、中国的一个特区,而是亚太区乃至国际的重要枢纽。当中国已经开始“平视”世界时,香港有没有做好准备“正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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