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香港新选制是一次“大洗牌”不追求“清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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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21年的选举时刻,也是“一国两制”的宪法时刻,因为新选制已成为香港基本法秩序的一部分,在制度本质上构成了香港民主秩序的新宪制基础。新选制是“一国两制”的新事物,是中央应急立法和理性筹划的产物,在香港社会到底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仍然有待进一步的选举测试,故下个月的立法会选举非常关键,也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古人有着丰富的哲学洞见和实践智慧,既认定“天地不仁”而依循自然规律运行,又具有“事在人为”的实践精神。“一国两制”属于人间事物,内蕴中国传统下的人文主义与实践理性,其行稳致远当然不是老天保佑,更不是外部势力“恩赐”,甚至不是立法者一次决断就可安枕无忧的,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有序演进、因时而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法学是解释之学,也是立法之学,既强调规范的解释穷尽和周全约束,也变通导向制度结构的决断和调整,从而使法律秩序更加富有理性、弹性、适应性和进步性。“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也必须遵循这一自然规律和法的规律,不可能面对重大挑战、变局和风险而僵化失衡,任凭法律承诺保护的相关法益遭受严重侵害。

世易时移,变法宜也。在2019年至2021的“港变三年”中,香港暴乱穷尽了原有制度红利和法治空间,中央决断立法遵循了“一国两制”初心和立法者宪制责任,为香港开辟了“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崭新制度空间,对香港基本法秩序进行了合法正当的结构性拓展。人类文明史上,就大历史逻辑而言,自然时间之间并不平等,有些年份是平庸无奇的,而有些年份则属于意义饱满的。2019-2021就属于“一国两制”的大历史时刻,意义辩证而丰沛,其中2019年的修例风波和黑暴区议会属于“大破”,而2020-2021的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则属于“大立”。制度破立之间是立法者理性与香港的具体治理场域及人民的“危机沟通”过程,也是国家的主动性制度保护过程。我们要有这样的大历史观和制度演化观来正确而深刻地认知新选制的制度变迁与民主秩序再造的重大意义。

香港新选制下的第二场选举即立法会选举的提名期已经结束,选举管理委员会接收到154份提名表格,在所有的三个选举范畴即地区直选、功能团体选举和选委会界别选举均有差额竞争,个别具体范畴的竞争甚至呈现出异常激烈的态势。资格审查仅有1人因法律技术性要求而失去资格,显示新选制对“爱国者”参与选举竞争的开放性和制度善意。

新选制以“爱国者治港”为根本原则,是香港民主生态的一次“大洗牌”,但又不是追求“清一色”,是兼顾选举安全和选贤与能的全新制度尝试。逻辑上,新选制所代表的“一国两制”的完整法理与道理,和香港选民基础之间存在一个政治沟通与确认的“时间差”,而来自选民基础的社会信任和参与正在形成之中。新选制具有坚实的“一国两制”法理基础和引导理性竞争的民主文化规范,在香港社会逐步破除误解迷思,深入人心底层。

从提名情况来看,反对派基本力量决定性出局,爱国建制派占据全部提名的绝大多数,中间派与温和的独立反对派获得较小比例的提名。比较而言,爱国建制派参选热情较高,甚至可能出现有些论者预测的激烈竞争的“鱿鱼游戏”。而有些建制派私下开始抱怨“选举内卷”,害怕暴露能力短板。治理能力的实质性竞争成为新选举文化的主导性指标。新选制下的选举,多元性有所变化,但竞争性实质上更为凸显,尤其是在传统建制派阵营出现了更多元的声音和力量,以及青年人的主张和论述。在同为“爱国者”的共同基础上,适度多元和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就不再是分裂香港社会的破坏性过程,而是凝聚共识和增进团结的建设性过程。

新选制的规范意图在于引导塑造一种切合“一国两制”与国家整体战略取向的“贤能政治”,真正达成香港的良政善治。新选制绝不仅仅满足于“忠诚”,更是着眼于“贤能”,以塑造积极有为的治港队伍,承担“一国两制”下半场的转型发展重任。2021特区施政报告在政治时间性上也清晰意识到了“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实质性开启,以及“能者居之”的贤能政治原则,从而积极回应了夏宝龙主任提出的“坚定的爱国者”命题。所谓“坚定”,不仅仅是立场,也是能力。

香港的良政善治是民主质量以及最终的民心攸归的关键所在。新选制从国家立法的高度准确判断和阻止了带有“颜色革命”性质的香港“选举夺权”,阻止了戴耀廷式的“真揽炒十步”。试想一下,如果今年不引入新选举制度,任凭修例风波煽动起来的极端分裂和相互仇视的社会群体参与毫无制度保护性的选举,且外部干预势力继续发挥操纵破坏选举的作用,欠缺国家认同的青年人(尤其是首投族)继续拥抱“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激进路线“踊跃”参与投票,那么香港的法治秩序和繁荣稳定则可能成为直接代价和牺牲品。新选制兼顾选举安全和民主竞争性,是一种可经受考验的优良制度安排。

新选制在香港的真正“社会适应化”,需要多种形式的制度学习与实践,也需要香港社会切切实实理解和认同“一国两制”的完整法理和道理,需要对“修例风波—香港国安法—新选举法”的制度斗争及其辩证逻辑有真正的理性认知,对“一国两制”的制度巨变有较为深刻的把握。但社会的政治怨气和泄愤心理显然一时难以消除,否则就不会出现今年七一的“刺警案”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的“感激决议”,也不会出现反对派的选举揽炒和港独国际路线的兴风作浪。

新选制既然是以“爱国者治港”为根本原则,其实践性展开就具有了将原本对立性的“爱国”与“民主”价值予以整合的特定宪制功能。“爱国”和“民主”,本是紧密结合的现代法权要素,但在香港被奇特怪异地长期割裂开来,似乎越“爱国”就越不“民主”,而越“民主”就越不能“爱国”。既往许多年的选战文化与斗争文化并不健康,在建制一端衍生“投机文化”,在泛民一端衍生“造反文化”,而“一国两制”所需要并严格依赖的爱国民主文化却迟迟未能生成。如今,新选制降临,其根本意图即在于为香港“一国两制”奠定坚实的爱国民主文化根基,如此才可根除政治颠覆疑虑,永保繁荣稳定基础,实现可持续的中央管治与高度自治的有机结合。新选制因而具有“一国两制”的价值再启蒙与制度再建构的重大意义,而香港社会本身也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代价来承接这一再启蒙的洗礼。由国家充当香港民主文化的再启蒙角色,这是“一国两制”观念史和制度史上重要的突破和进步。

在完整和清晰的“一国两制”法理指引和限定下,香港民主的结构和方向正在转型之中,不可能再“策略性”承载“完全自治”甚至本土自决的任何目标及其变体,以“民主”为名的任何行为与活动也并非均属合法。香港民主是“一国两制”的一个部分,必须依据并服务于这一宪制前提和框架。新选制就是将香港民主的“爱国”前提条件予以制度上的清晰化,是对香港民主文化与民主社会基础的重构。香港民主的评判指标也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回归“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严格指向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有效保障。

总之,香港民主在新制度下追求的是真正的良政善治,香港民主也将在新制度与本地实践的复杂互动中展现一种“叠加优势”:既有西方民主的程序要件,也有中国民主的实质伦理。香港民主应当具有更高的制度理性和社会认同度,以更好承接香港“一国两制”在管治改良、民生正义、融合发展与再全球化新周期里的新挑战和新使命。香港“一国两制”与民主善治秩序的长期进程和光明前景,正在成为全社会的牢固共识和再出发的坚实基础。

(本文根据作者参与香港第六届“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研讨会的演讲底稿及现场发挥内容的整理补充稿为基础整合而成,经过作者本人修订,原标题为《香港新选制的规范意图和善治愿景》,作者田飞龙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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